《琵琶行》背景知識

時間：2024-09-06 09:10:40 琵琶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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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背景知識

《琵琶行》看之前，先看看它的寫作背景知識吧。這樣能幫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原文。

　　寫作背景

《琵琶行》背景知識

　　《琵琶行》作于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時白居易四十五歲，任江州司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遺，后又任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鎮勢力派刺客在長安街頭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傷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嘩。藩鎮勢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進一步提出要求罷免裴度，以安藩鎮的“反側”之心。這時白居易挺身而出，堅決主張討賊，認為否則國將不國。白居易這種主張本來是對的，但因為他平素寫諷喻詩得罪了許多朝廷的權貴，于是有人就說他官小位卑，擅越職分。再加上有人給他羅織罪名，于是貶之為江州司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是刺史的助手，聽起來也像是不錯，但實際上在中唐時期這個職位是專門安置“犯罪”官員的，是變相發配到某地去接受監督看管的。這件事對白居易影響很大，是他思想變化的轉折點，從此他早期的斗爭銳氣逐漸銷磨，消極情緒日漸增多。　　《琵琶行》作于他貶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著敘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涼身世，抒發了作者個人政治上受打擊、遭貶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這里，詩人把一個琵琶女視為自己的風塵知己，與她同病相憐，寫人寫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為一體，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尋常的感染力。　　詩前的小序介紹了長詩所述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寫作此詩的緣起，實際上它已經簡單地概括了后面長詩的基本內容。左遷：指降職、貶官。湓浦口：湓水與長江的匯口，在今九江市西。京都聲：首都長安的韻味，一方面指曲調的地域特征，一方面也是指演技高超，非一般地方所有。善才：唐代用以稱琵琶演奏家。命酒：派人整備酒宴。憫然，傷心的樣子。恬然：安樂的樣子。遷謫意：指被降職、被流放的悲哀。作者說他被貶到九江一年來，每天都很快樂，只有今天聽了琵琶女的演奏，才勾起了他被流放的悲哀。這種說法是寫文章的需要，讀者當然不會相信他。長句：指七言古詩。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于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關于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祖籍下邽(今陜西渭南)，生於唐代宗大歷七年鞏縣(今河南鞏義)卒于武宗會昌六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唐代詩人和文學家，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的詩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 “元白”。唐代宗大歷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出生了。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號“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陽，葬于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為有名。

　　鄧肖達曾說：“正是因為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才確立了他的詩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

　　晚年與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后世詞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

　　白居易吧自己的詩分為4類：諷喻、閑適、感傷、雜律

　　《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輕肥》《買花》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 “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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