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悟孟浩然的思想

　　在我們讀者的眼中，孟浩然是一個恬淡平和，超凡脫俗的隱士。

　　與唐代其他許多詩人相比，孟浩然的思想相對來說要單純得多。但作為一個不得意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生活于盛唐儒、道、釋并立時代卻仕進無門的知識分子，孟浩然的思想又帶有一定的復雜性。

　　一、孟浩然與儒家

　　孟浩然以布衣終其一生，這在古代知識分子中是非常少見的。在盛唐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和相對開明的政治環境中，他也有高遠的志向，“俱懷鴻鵠志，共有��心”。他不甘心生于盛世而無所作為“端居恥圣明”。可另一方面，他又仕進無門，“欲濟無舟楫”。

　　孟浩然曾參加進士考試，有“何當桂枝擢，歸及柳條新”的壯語。科場失意，仍不愿放棄對功名的追求“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他曾數次干謁權貴，渴望得到引薦，最終卻一無所獲。因而常有“當世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這樣的憤慨與不平。盡管前途渺茫，他對功名仍念念不忘：“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自從孔子提出“三十而立”之說，后代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便常把三十歲時的成就看作了整個人生成敗的一個標準。對于不得志的知識分子來說，三十歲，無疑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孟浩然也是如此，在詩中，他對自己命運不偶的慨嘆隨處可見。他曾幾次感嘆自己年逾而立，功名未成，“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三十之后的詩人依然未能時來運轉，悲苦的心境依舊，“誰知書劍者，年歲獨蹉跎”、“我年已強仕，無祿尚憂農”、“壯圖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士有不得志，凄凄吳楚間”。孟浩然到晚年，在張九齡的幕府做了一段時間的幕僚，這既表明了他仕途的不得志，又表明了他入仕追求的執著。

　　因而，孟浩然對功名的追求是終其一生的，他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除了因受盛唐時期的社會風氣影響而外，另一個原因便在于他有較堅定的儒家思想。孟浩然常以儒生自許，他在《書懷貽京邑故人》中說：“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紹末躬”，儼然以孟子后裔自居，強調自己從小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在《宿終南翠微寺》中，他又說：“儒道雖異門，云林頗同調”，既嚴格地強調了自己的儒者身份，又為自己喜好山水、喜游佛寺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在《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中，他還有“欲識狂歌者，丘園一堅儒”之句。如此明確地以儒者自許，正表明了在孟浩然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

　　二、孟浩然與佛教

　　在孟浩然的詩集中，存有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詩。概括起來，這些詩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寫與僧人的交往，間雜說一些佛理;二是寫游覽佛寺。

　　孟浩然有“幼聞無生理”之句，可見他較早地接觸到了佛教。但如前所述，孟浩然有較堅定的儒家思想，一直都在追求入仕，即使一生失意，也沒有真正絕望過。因此，盡管他與僧人們有較密切的交往，對高僧慧遠等極為推崇，但他并未把佛教作為自己的信仰。

　　孟浩然承繼了六朝以來，士人喜談佛理的傳統，在他的詩中，尤其是在與僧人交往唱和的詩中，也時常夾雜玄理。如“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吾師住其下，禪坐說無生”、“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之類。在唱和性的詩作或直接寫宗教儀式的詩作中，則更是要刻意顯出他對佛理的了解，如在《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得青字》、《臘月八日于剡縣石城寺禮拜》兩詩中，談理的氣味尤為濃厚。

　　但孟浩然大多數與佛教有關的詩，其目的仍不在談佛理，他向往的是佛家那種超凡脫俗而少機心的境界。在孟詩中，鷗鳥形象多次出現，“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沙鷗”、“欲知明滅意，朝夕海鷗馴”“躍馬非吾事，狎鷗真我心”。作為一生不得志而又有隱逸之心的詩人，“機息鳥無疑”既是孟浩然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對世事人情的真誠企盼。去除機心與去除塵念常是等同的。“風塵厭洛京”的孟浩然，對佛教的喜好，在于它能使人去除塵念。在孟浩然的詩中，“塵”字一再出現，“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舍”、“心跡罕兼遂，崎嶇多在塵”、“愿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寥寥隔塵事，疑是入雞山”。而“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則似乎道出了詩人崇敬高僧的原因正在于他們的超脫塵俗，不像他那樣“棲棲復問津”，痛苦不堪。孟浩然常稱僧人為“靜者”，其實也是在于他們的遠離塵俗。

　　孟浩然這些與佛教有關的詩，在內容上，還有一個特點即山水的內容始終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常常想到隱逸山野。即使不真正隱居，也常縱情山水、探幽攬勝以消解內心苦悶，求得心理平衡。孟浩然“平生慕真隱，累日探靈異”，本有喜好自然山水的天性，科場失意之后，觀覽山水更是成為他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成為他詩作的主要內容。

　　南北朝以來，佛寺大量興建，很多佛寺建于深山密林之中，環境幽靜，景色迷人。孟浩然喜游佛寺，大多為尋幽探勝而去。如《尋香山湛上人》、《疾愈過龍泉精舍呈易業二上人》、《夏日辨玉法師茅齋》、《晚春題遠上人南亭》、《過融上人蘭若》等幾乎純為寫景。即使談玄理，也掩藏不住山水的清絕幽美。詩人常在詩的開篇便寫佛寺周圍的風景。在談兩句佛理之后，常緊接上幾句描寫風景的、與佛理無多大關系的詩句，這在藝術上使得其詩更加耐讀，不致枯燥;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談玄說理，而在山水之間。

　　但積極入世的孟浩然在事實上是沒能逃脫“塵俗”的，他只是在“塵俗”與“靜者”間徘徊。他喜游佛寺，向往靜者的生活，向往塵外之蹤，其實也就只能是一種逃避，是一種消彌內心矛盾的方法而已。甚至在《秦中感秋寄遠上人》、《游云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中，詩人表現了自已對僧人的敬慕，對隱居的向往，但在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卻仍是一種仕途不得意的牢騷與悲哀。

　　三、孟浩然與道教

　　孟浩然與唐時其他文人一樣，與儒、道、釋三家皆有來往。在他的詩中，也有不少游道觀、贈道士的詩。這些詩表現的大多是他對于道士們采藥煉丹、自由無拘生活的向往。對道家所宣揚的那種獨立不羈的人格精神的贊同。當然，也有借贈詩以發牢騷的時侯。總的說來，道家對他的影響不如儒、佛兩家那樣深。

　　孟浩然的詩，真率自然而少夸飾，即使在寫一些與佛道有關的詩中，也是很少談及怪、力、亂、神之類神秘性的東西，始終是平談而自然的。這固然與詩人的詩作風格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從小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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