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孟浩然古詩詞的仕與隱情結

　　作為唐代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經常被前人以一種隱逸的姿態來進行解讀。以下是小編分享的孟浩然古詩詞的仕與隱情結，歡迎大家閱讀!

　　袁行霈先生在《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一文中贊譽李白是“盛唐文化最為優秀的代表”。但就是如此天才絕倫、風姿高逸的李白,卻寫出了“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贈孟浩然》)的欽仰之語。而令李白這般欣賞的便是他的前輩詩人孟浩然。

　　一歸隱待仕的積極進取之心

　　據《舊唐書・文苑傳》記載:“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孟浩然的經歷在唐文人中是相對比較簡單的,但往縱深處探究,他的經歷卻也是比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陽幾乎都過著隱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隱居歲月里,儒家宣揚的入世致用思想總是困擾著他的人生追求和詩歌寫作。其詩或明或隱、或正或側地表達了對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隱居是為出而隱,是在以隱居的名義下打出自己“處江湖之遠”的名氣,來引起“居廟堂之高”的統治者的注意,是為積極入世做準備的。這在當時的唐代儼然已成一種風氣。孟浩然在詩歌里所體現出來的才情韻氣,很大程度上是與體現唐朝社會整體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體現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業之志是相聯系的。

　　孟浩然在構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時,也向往著山林隱逸的高趣。這種隱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體現。唐士大夫們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擔社會化使命的同時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與人生自由。道家作為儒家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對孟浩然的人生觀、文化心理結構和藝術理想、審美情趣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孟浩然與自然界的溝通與親和,只是為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寧靜與超脫,是對自我人格獨立和生命高潔的自然凈化。

　　二求仕不得、欲隱不甘的矛盾無奈之情

　　孟浩然懷著“何當遂榮擢,歸及柳條新”(《長安早春》)的無比自信進長安求仕,并以清新俊逸的一聯“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而名動京城。然而他的夢想很快在應舉落第和“無勞獻《子虛》”(王維《送孟六歸襄陽》)的殘酷現實面前破滅,并因詩作《歲暮歸南山》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為唐玄宗所棄用。

　　在《題長安主人壁》一作中,欲隨自然的本心與猶未實現的理想把孟浩然夾在了左右為難的縫隙間,此時的孟浩然比他以往人生里任何一刻都艱辛和痛苦,欲求而不可得,欲放而不甘心,在仕與隱的抉擇里,失望、孤寂和悲涼占據了他心情的整片天空。清朝王士禎說“孟詩有寒儉之態”,而這寒儉之態就在于孟浩然未能忘掉入世之心而心有所系,于是詩歌里便常常帶有如《題長安主人壁》里表現出來的求仕而不得的一種憤慨和牢騷的心態。

　　在這個時期,孟浩然開始漸漸從他天真浪漫的夢想中醒悟過來,對盛唐氣象下所潛伏的矛盾和陰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留別王維》中感嘆“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在《送丁大風進士赴舉呈張九齡》中喟嘆“惜無金張援,十上空來歸”,但孟浩然語氣雖悲卻仍不失氣概,不若中晚唐詩人科場失意時“逢人話天命,自賤如埃塵”(姚合《感時》)的卑微姿態,也不流于狹隘的怨刺和譏彈,而是展現了他“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京還留別心豐諸友》)的風概和節操。盡管孟浩然認識到了自身的悲劇性,但他并沒有以足夠的胸懷和豪情來戰勝人生的悲劇性,不像李白面臨求仕失望后還能發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言壯語。孟浩然在困頓和失意里想起的還是他的“南山田”和“故園扉”,他仕與隱的沖突僅僅停留在自我的憤慨和狷介之中,而最終化為山水詩歌里的低吟哀唱,愁影悲葉。

　　三漫游入幕時的通脫達觀之情

　　孟浩然在長安求仕失敗后,在吳越一帶游歷借此來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接著回鄉,后又入張九齡幕府,但因思鄉不久便辭幕而還家,最后因縱情宴飲,食鮮疾動而亡。

　　林語堂先生說得好:“所有中國人在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則是道家。”仕途上的失敗削減了孟浩然的入世致用之心,孟浩然深感“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而他之所以“山水尋吳越”,乃是因為“風塵厭洛京”(《自洛之越》)的緣故。從這可看出孟浩然的百般無奈和心灰意冷之情。

　　盡管孟浩然依然還抱有“壯圖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的壯志難酬之理想,但此時的歸隱之意則是完全占據了上風。如《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此詩表達了詩人人生心跡的轉變,是詩人的思想從汲汲于世向樂于歸隱田園的過渡句。詩人隱居就是不愿意喪失人格的高潔而媚俗,而在隱居之中,也還念念不忘濟世之志。但這種濟志已不若初前那般的激情高蹈,而顯得平緩厚實了。長安求仕失敗后,政治上的欲求而不可得,這種外化的不遇心態使得孟浩然常常會把內心的思想引伸向歷史或大自然,尋找歷史與現實、自然與人生的契合點,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心緒。

　　寫于襄陽隱居時的詩跟后期漫游吳越的詩歌相比而言,前期的詩更多的是一種對山水本身的詩意或詩性的表達。而到了晚年,道家的出世觀念才真正地占據上風,其詩風也就較之前期明顯多了幾分羈旅的哀愁和悲涼的傷感,少了些古澹悠遠。如《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以故知相逢的喜悅來反襯精神深處的失落與憂傷,又以精神的失落來映襯人生的失路之悲。但詩人的孤獨卻又不顯露出消郁頹廢的窮途末路之感,反而讓人從中讀出了一個高標異韻的詩人形象,特別是三四兩句更有著“既多興象,兼復氣骨”(殷蹯《河岳英靈集》)的氣魄。孟浩然在仕途上失敗的痛苦經過心靈的折射,常常會化為一種“怨而不怒”型的含淚的低吟(比如《宿建德江》、《江上思歸》等),即便是鞭撻丑惡,訴述不平,也采取一種獨特的、含蓄的、被眼淚與詩情所包裹著的形態。

　　孟浩然于人生之坎坷和挫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安頓之處,那就是放棄功名的誘惑,在隱居家園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純潔和高遠。“沖天羨鴻鴣,爭食羞雞鶩”(《田家作》)的孟浩然并不因為失意而就放浪自己來消解人生的悲哀和凄涼,而是對自身的處境持通脫、達觀的態度,帶著至真至情去體味人生、欣賞自然。他把個人的情志與大自然相溝通親和,達到人生的詩化境界,體味著自然生命的充盈,體味著人格的完整和圓融無滯。

　　四結語

　　執著于現實的追求,奮斗于人生的理想,成就建功立業之美名是孟浩然人生激情的根底所在。他像大多數初盛唐士人一樣希望能夠超脫世俗化的生活束縛和羈絆,在建功立業中爭取平等,在滾滾紅塵中保持人格上的獨立自持,這種心態使得他在仕途上屢遭挫折。孟浩然正是帶著這種高尚而又有些純樸的情操來追求建功立業,這種既期望能夠在政治上大展手腳,又渴求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的情操“是一種表現民族自信心和創造性的精神力量――是那一時代國力恢張的表現”,是盛唐文化自由發展的結果,同時也促進了盛唐文化的自由發展。而當這種獨立自持、平等自由不能實現之時,詩人選擇了甘心歸隱而不是逆心就仕,以此來保全自己完整的獨立人格和對社會黑暗現象無聲的抗議。由于現實之夢想不可得,孟浩然就只能通過與自然山水的親和、交流以及溝通,以一種虛幻的心靈自由滿足來替代現實人生里的自由追求,來傾聽心靈與自然世界的邂逅和共振。而這種共振其實是整個中國古代有著同樣仕隱情結的詩人們的共同心聲。

　　但是歸隱于封閉的窮鄉僻壤,寄托于狹小的山水天地,對孟浩然的視野、情感以及胸襟都有著很大的限制和束縛,因為與現實生活世界的脫節和離異,他便很難從時代生活中汲取更多的營養與動力。這也就導致了他詩歌創作內容上的貧瘠和單薄,而最終流于沉寂。這也是孟浩然的詩歌之所以為蘇軾詬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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