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故鄉》寫作背景

　　《故鄉》以魯迅1919年12月從北京回鄉搬家的現實經歷為素材，描寫了一個還鄉故事，是中國現代還鄉敘事小說中具有典范意義的作品。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魯迅的《故鄉》寫作背景，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兩個故鄉

　　魯迅在《故鄉》這篇小說里紀念他的故鄉，但其實那故鄉沒有什么可紀念，結果是過去的夢幻為現實的陽光所沖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輩有他們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原文結末云：“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是很好的格言，也說得很好，沒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遠得多了。 這里前后有兩個故鄉，其一是過去，其二是現在的。過去的故鄉以閏土為中心，借了這個年青的農民，寫出小時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現在先從閏土說起。這閏土本名章運水，小說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閏運是同音的，也替換了，在國音里閏讀如潤，便有點隔離了，他的父親名叫章福慶，是城東北道墟鄉杜浦村人，那里是海邊，他種著沙地，卻是一個手藝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幫忙的，因為他并非長年，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曬谷的時候來做工罷了。他有時來取稻草灰，也帶了運水來過，但是有一年因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時便找運水來擔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內是相當長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說大祭祀的值年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小說是一九二一年寫的，計算起來該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實上是光緒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時魯迅是十三歲。在復盆橋周家有兩個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輪值，致房下分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為興立誠，魯迅是興房派下的。所以須得二十七年才能輪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單由致房各派輪值，這只要九年就夠了。一八九三年輪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盡義務(立房的子京將祭田田租預先押錢花光，發狂而死，已見《百草園雜記》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資產較多，祭祀比較豐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銅大五事，即是香爐燭臺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點錢，所以特別要有人看守才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故，便是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歲的高壽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靈，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掛別處，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書房”在“志伊學顏”的橫匾下陳設起來。那是在大門內西偏，門口沒有看門的人，很是不謹慎，當時仁房玉田在那里設著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時會溜進來，拿走一點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豆腐西施

　　閏土的第三次出場是在民國以后，姑且說是民國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與魯迅同庚的，那么那時該是三十二歲，但如本文中所說已經很是憔悴，因為如老實的農民一樣，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著”，這種暗淡的空氣，在鄉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魯迅的第二個故鄉乃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紹興，在這背景出現的仍是閏土，他的樣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樣，那海邊的幻景早已消滅，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的老屋。那些稻雞、角雞、鵓鴣、跳魚，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動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說中寫作犬邊查字的，都已不見影蹤，只換了幾個女人，里邊當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別提出的乃是綽號“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稱原是事出有因，楊二嫂這人當然只是小說化的人物。鄉下人聽故事看戲文，記住了貂蟬的名字，以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罵人的名稱，又不知從哪里聽說古時有個西施(紹興戲里不記得出現過她)，便拿來形容美人，其實是愛美的人，因為這里邊很有些諷刺的分子。近處豆腐店里大概出過這么一個搔首弄姿的人，在魯迅的記憶上留下這個名號，至于實在的人物已經不詳，楊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頂替著這諢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寫實的，不過并非出于某一個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內。

　　搬家

　　《故鄉》是一篇小說，讀者自應去當作小說看，不管它里邊有多少事實。我們別一方面從里邊舉出事實來，一則可以看著者怎樣使用材料，一則也略作說明，是一種注釋的性質。還有一層，讀者雖然不把小說當做事實，但可能有人會得去從其中想尋傳記的資料，這里也就給予他們一點幫助，免得亂尋瞎找，以致虛實混淆在一起。這不但是小說，便是文藝性的自敘記錄也常是如此，德國文豪歌德寫有自敘傳，題名曰《詩與真實》，說得正好，表示里邊含有這兩類性質的東西。兩者截然分開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實而有點詩化了，讀去是很好的文章，當作傳記資料去用時又有些出入，要經過點琢磨才能夠適合的嵌上去。這篇小說的基干是從故鄉搬家北來的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離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詳細路程當查《魯迅日記》，今可不贅。但事實便至此為止，此外多有些詩化的分子，如敘到了家門口時的情形，看見“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這寫是很好，但實際上南方屋瓦只是虛疊著，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縫中容得野草生根，那邊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會像莎草類那么的有斷莖矗立著的。話雖如此，若是這里說望見瓦楞上倒著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從紹興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兩段，第一段是紹興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這兩段長短大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陸路坐火車。杭州南星橋站出發，當天到達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車，在南京浦口輪渡后，改坐津浦車，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時的京奉車，當夜可抵正陽門，其間要換車四次，但坐火車總是一樣的。紹興出西郭門至蕭山的西興鎮只有驛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夠了，從西興徒步或乘小轎過錢塘江，那時已用小火輪拖渡，平安迅速，對岸松毛場上岸便是杭州，離南星橋不遠，來得及買票上車。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歸鄉時為佳，因為夏晚蹲船頭上看水鄉風景確實不差，從紹興來時所見只是附郭一帶，無甚可看，而且離鄉的心情總不太好，也是一個原因。本文中說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為是搬家去的，連到家的時候也顯得有點暗淡，離家時自然更是如此，雖然說“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很簡單卻寫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說到母親與宏兒，這也自然是小說化的地方，事實上同走的連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兩個小孩都是三弟婦的，長女末利才三歲，長子沖兩歲，時在鄉下病卒，次子還沒有名字，生后七個月，小說中便將他詩化了，成為八歲的宏兒，因為否則他就不能與閏土的兒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故鄉》寫于1921年，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間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問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的近百年時間里戰爭的爆發、列強的掠奪侵略、政權的爭奪更替使社會 動蕩不安，人民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農村問題更是日益突出。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千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政體，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并沒有被改變，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農民問題依舊尖銳。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1914年袁世凱盜取了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中華民族陷入軍閥動蕩的混亂時期，人民生活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正如《故鄉》中描述的那樣，兵匪官紳重重壓迫、苛刻的賦稅、嚴重的饑荒、冷漠的人心，魯迅先生在文中展現出底層人民生活的心酸與痛苦，也表達出對慘敗的故鄉景象、麻木的故鄉人的悲痛與無奈。

　　創作契機

　　《故鄉》的故事原型是1919年12月魯迅從北京回到紹興老家變賣多年的老屋，和母親以及宏兒一起去異地謀生。據知，這次回鄉大約一個月，在這期間，魯迅親耳目睹了中國農村的慘敗景象、農民的凄苦生活、小市民的頹然，尤其是童年玩伴——閏土的悲苦境況，“希望”破滅，內心悲憤、痛苦，有著“藏否不知所云”的復雜心情，由此寫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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