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記淺析

　　柳宗元山水游記呈現出特殊的審美情感，抒情議論式的直接流露。下面來看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因曾為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中唐時與韓愈倡導古文運動，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順宗永貞年(805年)，參與王叔文“永貞革新”，事敗被貶為永州司馬。其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山水名作如“精金”“美姝”，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表現都有極高造詣，至今傳誦不衰。

　　古人稱其《永州八記》“筆力高絕萬古，云霄一羽毛，非諸家所敢望爾”。柳宗元在“八記”里用清新秀美的筆觸描繪永州山水的奇麗風姿，便是以上心境的寫照。面臨奇山秀水，宗元“心樂之”，“樂而不能去也”。《鈷鉧潭西小丘記》里更為具體：鐘情山水，“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這一心物交匯的創作理論及實踐，使山水游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殘酷的現實決定了柳宗元等人自我實現的需要只能是被壓抑、被排斥。早歲“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和安元為務”，然而理想與被貶之實格格不入，困惑、憤激與痛苦，排遣不得，何況“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加之“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貶謫無期，欲哭無淚。柳認為“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于是“借石頭之瑰偉，以吐胸中之氣”，“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他忽喜忽憂，情隨物遷，瞬息萬變，一下“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而更相枕以臥，臥而夢”，以身心體驗，審視山林秀色，醉而臥，忘乎所以，物我合一;一下又“覺而起，起而歸”，因陡生凄清落寞，怏怏而去。似乎怪誕，實乃痛苦情感的渲泄。

　　陶潛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懷才不遇的主題歷來為眾文人所吟詠。屈子以《離騷》行吟汩羅，司馬遷“悲士不遇”，曹植嘆“佳人不賞于人”;陳子昂登幽州臺，“獨愴然而涕下”，李白擬《行路難》嘆“我獨不得出”。此種情愫，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柳的山水記里。他多次運用“棄地”這一意象，似有寄托。永州鈷鉧潭西小丘是唐氏棄地;“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柳州東亭記》)，永州龍興寺有“棄地”(《東丘記》)，“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的小石城山(《小石城山記》)，“伐竹取道”方得之的小石潭(《小石潭記》)，無一不是世人之“棄地”。柳宗元如此熱衷于寫它們，當是有深意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說“以棄地比遷客”，即作者以“棄地”自況。這些“棄地”，雖委棄于世人，卻不因此而自暴自棄，隨遇而安;“棄地”多奇山異木，幽泉怪石、峻流錦鱗：袁家渴多嘉木美竹，“粉紅駭綠”，“搖飏葳蕤”;小石渠多“奇卉美箭”;石澗“流若織文，響若操琴”;小石城山多“嘉樹美箭”;柳州東亭“嶛闊瀴灣”，等等，無一不是朝氣逢勃，生機盎然。“棄地”美好絕倫，理應為世人青睞垂憐，卻被“過而陋之”，連歲不售，備遭冷遇與白眼。這些山水意象在內質上與柳宗元的遭際又何其相似，二者實現了物我合一：永柳山水以柔美風情撫慰宗元的心靈創傷，宗元著意以文采打扮患難與共的山水之友。

　　柳宗元遭貶后，身處逆境，仍節操不改，銳意進取，改革時弊。從他對山水風景的改造上可窺一斑。他在《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中提出，“造物者”不判清濁，不能使萬物“效奇于茲地”，“非人力”經營是不行的。這反映了柳宗樸素的歷史唯物觀。在《永州韋使君新堂記》里，他寫道：永州本“號為穢墟”，“茂樹惡木，毒葩異卉，亂雜而爭植”，經韋氏改造后，“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蔚為大觀。韋氏不滿于“天生地作”的風景而力求改造的作法，正是柳宗元所贊賞的。聯系他參與的“永貞革新”與其在柳州的斐然政績，不難看出，這種擇惡取美、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及其實踐，應當說是與他不滿時政，謀求革新的進步思想是相吻合的。

　　自然要改造，社會時政更要改造，這種改造的必要性從柳氏游記里可以找到估證。《鈷鉧潭》借居者之口說：“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即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赍財以緩禍!”鈷鉧潭如此美好，但這一帶的居民仍被迫逃往山林可見苛政之酷。而經柳宗元改造過的風景，無不錦上添花，美若出水芙蓉，清麗動人。他的改造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斫榛莽，焚茅茷”、“鏟剎穢草，伐去惡木”(《西小丘記》)、“攬去翳朽，決疏土石”(《石渠記》)、“掃陳葉，排腐土”(《石澗記》)，將妨礙美的一切丑物盡行革除;一是“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于高者而墜于潭”(《鈷鉧潭記》)，“樹以竹箭松檉桂松檜柏杉”(《柳州東亭記》)，自然因人的藝術加工更見美的韻致。

　　柳宗元移居愚溪后，“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事”，廣泛接觸農夫、漁父、獵戶，深察百姓疾苦和時政弊端，親自“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菇，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林”，體會了稼穡之艱難，從而對百姓一年到頭“竭盡筋力事”卻所獲了無，“盡輸助徭役”而不得溫飽的黑暗現實表示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坐食俸祿深懷愧疚，由衷慨嘆“下愧農夫，上慚王官”，“徒費祿食無所答”。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為民疏渠道，根治冉溪，解除“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的憂急，為民仗義執言，勸戒統治者。如此雖不濟根本，但一個“不得厘務”的員外司馬能有此等作為，比起當時天下皆然的那些“受其直，怠其事”“又從而盜之”的污吏貪官來，又不知要強多少倍了。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山水游記呈現出特殊的審美情感。在“八記”里，柳宗元用清新秀美的筆觸描繪永州山水的奇麗風姿，把改造自然與改革弊政、政治清明聯系起來，這種心物交匯的創作理論及實踐，使山水游記達到了其所處時代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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