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和柳宗元

時間：2024-08-13 01:42:53 柳宗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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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和柳宗元

　　導語：我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學過劉禹錫和柳宗元的詩歌，他們都是唐代非常有名的詩人。那么，他們彼此之間是否認識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歡迎閱讀!

　　每當我翻閱柳宗元的文集，每當我品讀柳宗元的詩文，總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個人，這就是柳宗元的鐵桿兄弟――劉禹錫。

　　劉禹錫雖然在群星燦爛的李唐皇朝的文壇上還不算頂尖級的人物，在開宗立派、領袖群倫方面無法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相提并論，但是，歷代評論甚高。《升庵詩話》里贊之曰：“元和以后，詩人全集之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四庫全書總目》對他的評價是：“其古文則恣肆博辯，于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由此可見，其詩文之影響足以了得。

　　于此，我對劉禹錫的敬慕與仰望，不僅僅是因為他詩文言辭的精銳與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潔與對朋友之情的真摯。因為沒有他的艱苦努力與多方籌措，柳宗元文集就難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漁翁》、《捕蛇者說》、《三戒》、《天對》、《封建論》這樣的絕妙美文，也許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歷史的夜空之中，化為隨風而逝的塵埃，無法進入千家萬戶，成為今天學子們互相吟詠的文學范本。

　　劉禹錫的身世與柳宗元極為相似，于大歷七年(772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夢得，洛陽人氏，祖籍為中山(即河北定州)。據資料考證，他是匈奴族的后裔，七世祖劉亮隨魏文帝遷洛陽，始改漢姓。劉禹錫自幼好學且博聞強記，童年時代曾受到著名詩僧皎然與靈澈的指點，貞元六年(790年)游學長安，于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一并進士及第，從此，兩人因同道而相識，由相識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冥冥之中的命運之神，不知捉弄還是恩賜，將這兩位文學巨匠在后來的二十多年的仕途旅程中緊緊地擰在一起。他們同登博學宏辭科，同入二王集團，同時成為朝廷命官，又同時貶為遠州司馬，同時應詔回京，又同時外放嶺外刺史……同升遷，共淪落，命運之神的安排，使這兩個萍水相逢的同路人，成了榮辱與共、患難同當、肝膽相照的鐵桿朋友。

　　我們知道，歷經安史之亂后的李唐皇朝，已是一個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危機四伏的頹廢的朝廷，到處是宦官專權、冗員沉積、官府橫征、藩鎮割據，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劉禹錫、柳宗元等為了匡扶大唐社稷，為了救生民于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貞元年(805年)進行了一場氣勢浩大的變革運動，這就是歷史常言的“永貞革新”。但是，由于革新觸及了宦官與藩鎮的利益，于是，遭到強烈抨擊，半年后，革新失敗，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劉禹錫貶為連州刺史，柳宗元貶為邵州刺史，被遠遠地逐出了長安，離開了他們施展才華與抱負的用武之地。

　　命途多舛，厄運接踵而來，他們還在行進途中，朝廷又傳圣旨，加貶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加貶柳宗元為永州司馬。隨后，還下詔規定：“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從此，“劉柳”跌至政治旋渦的深淵，從官爵顯赫的紅人滑變成了新政的階下囚，成了名副其實的閑人。對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詩中不由自主地感嘆道：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坎坷的仕途，使劉禹錫與柳宗元年輕時的那種“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的理想一步步破滅時，他倆不約而同地將自己的精力與志趣轉移到了文學與哲學上來，認為“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于是，這對政治上的失意文人，并沒有因政治的沉淪而潦倒下去，卻是互相鼓勵，相互支持，在文壇上撐起了另一片蔚藍的天空。

　　至元和十年(815年)，革新人士已死傷大半，于是，“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從而，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終于盼來了生命的轉機。柳宗元立即打點行裝，便匆匆奔向長安。一路上盡管非常勞累，但內心深處甚為歡快，掃去了心中的陰影，天地間變得開闊而祥和。他在汨羅遇到大風，船不能行，但心情還是格外的明朗。他在《汨羅遇風》一詩中寫道：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關于回京的歡快心情柳宗元在《郎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中寫得更為真切：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

　　疑似莊周夢，情如蘇武歸。

　　賜環留遺響，五馬助征騑。

　　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后飛。

　　元和十年(815年)春，劉禹錫也從貶所朗州奉召回到長安，看到眼下的長安已物是人非，再也不是十年前的樣子，于是，心有所感，便寫下了《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劉禹錫的這種冷嘲熱諷的思想情緒，深深地刺痛了當朝權貴，于是權貴們以劉“語涉譏刺”而不宜留在京師長安為由，憲宗皇帝只好將他們再次流放遠州為官。

　　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貶至柳州，而劉夢得被貶到比自己更遠的播州時，不禁大哭起來：“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新唐書?柳宗元傳》)于是，柳宗元立即“請于朝，將拜疏，愿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可見，柳宗元與劉禹錫二人的確是肝膽相照，親如兄弟。

　　其實，我們檢點《柳宗元文集》時，也可從其相互間的題贈得到印證，柳宗元題贈劉禹錫的詩文達十篇之多，是柳文中題贈最多的人。其最具凄涼之意的要算他倆于衡陽分路時的情景。兩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別，只好題詩相贈，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離別的船上感慨萬千：“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臨舍翁。”(《重別夢得》)“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時的劉禹錫，內心也是同樣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卻是對柳宗元進行勸解與寬慰：“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發相看萬事休”。這何嘗不是血的文字?

　　衡陽一別，劉禹錫越過五嶺，南下連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達柳州，從此，天各一方，只能憑窗瞭望，以書信往來聊寄相思。

　　來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個閑職，而是一級行政長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張。于是，柳宗元大興教化、釋放婢奴、發展生產，本想大干一番。可是，由于南方氣候的潮濕，以及內心的疲倦憔悴，身體日趨惡化，明顯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將不久于人世，料想難以完成書稿的整理任務，于是，寫下遺囑，要仆人在他死后將書稿交與中山劉夢得君，并于信中說：“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遺響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這樣油盡燈滅，客死柳州任上。

　　此時的劉禹錫正扶著母親的靈柩行走在衡陽的路上，而他獲知好友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后，頃刻間便淚如雨下，可見他心中的悲痛之深。隨后，他一邊派仆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邊含淚給韓愈寫信，希望能為柳宗元兄弟撰寫墓志銘，以昭其冤。并花畢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遺作，然后又全力籌資刊印，使其得以問世，以告慰黃泉之下的柳宗元的靈魂。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的情誼之厚。

　　劉禹錫與柳宗元之間的摯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燭光，千百年來，一直照亮著中國文壇與政壇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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