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彥謙詩歌對李商隱的師承

　　唐彥謙詩歌對李商隱的師承其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詩歌所抒發(fā)的情感和詩歌的藝術特色上，即詩歌感情深沉，工于用典和長于諷諭。

　　(一)在題材上，唐彥謙的詠物詩和詠史詩，無論從詩歌手法還是風格上，都和李商隱的詠物詩和詠史詩相似。

　　詠物詩至晚唐可謂出現(xiàn)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說：“晚唐人非風花雪月禽鳥蟲魚竹書，則一字不能作”，從側(cè)面揭示了晚唐詩人對風物的特殊癖好，可見晚唐詠物詩之多。李商隱和唐彥謙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不少的詠物詩可以說是這一詩歌創(chuàng)作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詩人相較，李商隱的詠物詩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從唐彥謙的詠物詩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對這種不同的傳承。晚唐詠物詩表現(xiàn)出兩種明顯的傾向，即：致力于窮形盡相的圖貌摹態(tài)，筆致精工纖巧，有的綺艷無骨，排比，偶韻較律，形式主義較為嚴重。如皮日休和陸龜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雜詠》(十首)、《漁具詩》(十五首)、《奉和襲美茶具十詠》等等都具有此種特點。第二個特點是托物諷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鄴的《官倉鼠》、韓偓的《觀斗雞偶作》、唐備的《道旁木》等，其諷刺的矛戈所向，上至皇帝、官僚，下至澆薄世面，無所不包。

　　李商隱創(chuàng)作了一百多首詠物詩，其中也有圖貌摹態(tài)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諷刺之作，如《賦得雞》、《亂石》等，但是不同之處是，李商隱還創(chuàng)作了許多托物寄懷之作。詩人借詠物抒發(fā)因仕途抑塞、挫折頻仍而產(chǎn)生的凄切悲傷之感，表現(xiàn)出低徊深婉、搖蕩人心的悲劇美。這些詠物詩的成就最高對后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如《流鶯》：

　　流鶯飄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豈囀能本無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潮夜露陰晴里，萬戶千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流鶯的飄蕩哀鳴，欲棲無枝，寄寓了詩人陳情不省，身世飄蓬之感。

　　唐彥謙的部分詠物詩直接繼承了李商隱這種悲美的風格。這些詠物詩托物寓懷，對于所詠之物較少作精切工細的描繪，而是著重寫其生存狀況，揭示其心理活動和內(nèi)在精神，亦即“略貌取神或離形入神”。無論是在勁風危露中頻嘶的《夜蟬》(翠竹高梧夾后溪)還是在潮濕陰暗中亂舞的《螢》(日下蕪城莽蒼中)，詩人都著重刻畫它們生存環(huán)境的冷寂和它們受人冷落的無限凄涼的心緒感受。表面在詠物，但似乎更像是詩人的自傷，它們和寂寞枯槁的詩人形象融為一體，成了詩人的化身，詩人精神的載體。這兩首詠物詩極似李商隱的《流鶯》，以物暗喻詩人自己，對于物的生理特性，詩人都無一語言及，風格上都具有一種哀婉的悲美。

　　唐彥謙對李商隱的傳承在詩歌體裁上還表現(xiàn)在詠史詩上。詠史詩，自東漢至唐末，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唐彥謙對李商隱詠史詩的學習，古人都有所贊譽，認為能得義山諷諭的精髓。其實，唐彥謙不僅僅是在構思立意上學習李商隱，在詠史的題材上更是亦步亦趨。唐彥謙現(xiàn)存詠史詩十一首，其中有七首在題材和立意上和李商隱的詠史詩十分相像。李商隱有不少譏刺皇帝求仙虛妄的詠史詩，其代表之作當推《瑤池》、《漢宮詞》，這兩首詩都屬于借古諷今，以周穆王和漢武帝求仙之事來諷刺唐朝皇帝求仙媚道的愚昧和虛妄。唐彥謙的《穆天子傳》和《漢殿》不僅所詠之事與之相同，而且連遣詞造句都有相仿之處。如“王母清歌玉管悲”、“鳥去云飛意不通”和“瑤池阿母綺窗開”、“青雀西飛竟未回”可見模擬的痕跡。此外《漢嗣》、《四老廟》、《見隋煬帝寶帳》、《驪山道中》分別和李商隱的《題商山四皓》，《隋宮》，《驪山有感》等篇相似，或借譏諷隋煬帝的荒淫奢靡來影射當朝者的鋪張浪費，或諷刺唐玄宗關鍵時刻不能制敵而連自己心愛的妃子也難以保全的可悲。

　　(二)在詩歌的情感方面，情理兼?zhèn)�，于社會反思中融入身世之感，深沉悲愴�?/strong>

　　李商隱的一生可謂不幸，生父早亡，自小漂泊，家境艱難。后又因婚姻之事開罪牛黨，以后的大半生都處于牛、李黨爭，南衙北司相互傾軋，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動輒得咎，雖多次哀哀陳情，剖白無辜，但終不為原諒，致使一生悒悒不樂，“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無法實現(xiàn)，“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局面不得改變。形之于詩歌，就多回環(huán)迂折、深情緬邈之作。不論是指陳時弊的詠史詩還是借物抒懷的詠物詩還是朦朧難解的愛情詩，都浸透著詩人的社會人生之感，形成一種迂回纏綿、深沉悲愴的感情基調(diào)。

　　唐彥謙身處末世，遭遇亂離，又兼仕途坎坷，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一樣岌岌可危，風雨飄搖。所以在他的詩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和李商隱相似的家國人生之感。詩人將動亂的時代、淹蹇的身世、凄涼的情懷融入詩歌中，感情深沉凝重，其《秋霽夜吟寄友人》一詩：

　　槐柳蕭疏溽暑收，金商頻伏火西流。塵衣歲晚緣身賤，雨簟更深滿背秋。

　　前世悲涼何足道?遠書慵懶未能休。惟思待月高梧下，更就東林訪惠休。

　　首聯(lián)寫景，點明時令，夏去秋來，“蕭疏”一詞，已見蕭條凄涼之意。頷聯(lián)緊承上聯(lián)，寫明時間和環(huán)境，“歲晚”之時，已有遲暮之感，更兼風雨飄搖，詩人放眼望去，滿目盡是秋色，凄苦之情更加難奈。五、六聯(lián)抒情，寫詩人的身世之感。上聯(lián)意為往事悲涼已不堪回首，而現(xiàn)實亦是蕭條，前世不足以道，更顯眼下之凄苦，詩人百無聊賴，來自遠方親友的書信，詩人更無心回復。因為往事凄涼，現(xiàn)實聊賴，竟無一事可說!尾聯(lián)寫詩人心灰意懶之余，竟生遁世之念!詩人雖未言及動亂的世事及坎坷的一生，但一句“前世悲涼何足道”，已將所有囊括其中，感情深沉悲涼。再有《紅葉》，寫紅葉的凋謝飄零，詩人的憐惜之情，深邃而沉痛，狀物抒情，細膩婉轉(zhuǎn)，借葉之凋零，寄寓了詩人漂泊無依的身世家國之感。其它的如《克復后登安國寺閣》(千門萬戶鞠蒿藜)，中和三年春，唐朝軍隊擊敗黃巢起義軍，收復長安。這首詩寫詩人于克復后重游長安的所見所感。昔日繁華的長安，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滿目凄涼。詩人面對今昔如此強烈的對比，如入夢幻，夜晚寥落的星辰下是歷經(jīng)滄桑后精神恍惚無著的詩人形象。全詩感情蒼涼悲愴。

　　(三)在詩歌語言上，唐彥謙擅長用典，無論是在典故的選取上還是典故的運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李商隱是晚唐的用典大家，詩歌用典經(jīng)過他的手中有了突破性的發(fā)展。其詩不僅用典數(shù)量多，而且在典故的選取上亦有獨特之處。李商隱用典最多也最成功的體裁是他的七律詩，他的七律用典的數(shù)量超過三百，考察這些典故，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從典故的出處來看，可謂是人間天上，三教九流無所不包。除了來自儒家經(jīng)典和正史，還有大量來自神話、傳奇和早期文學作品的典故。這些典故主要集中在他描寫超自然和愛情題材的詩歌當中。如其《碧成三首》，其典故來自于《山海經(jīng)》、葛洪的《神仙傳》、《列仙傳》、《漢武帝內(nèi)傳》、《說苑》、《集仙錄》、《上清經(jīng)》、《杜陽雜編》等一系列的神仙傳奇故實。這一點可以說是李商隱在典故選取上的獨特之處，而唐彥謙的許多詠物詩和愛情詩用典也好選用神話和傳奇故事，這可以說是和李商隱一脈相連的。如他的《紫微花》、《紅葉》、《牡丹》、《中秋夜詠月》典故分別出自《列仙傳》、《洛神賦》、《高唐賦》、《淮南子》、《漢武帝內(nèi)傳》、《列女傳》、《莊子》等具有神話或傳奇色彩的典籍。此外，唐彥謙的“遺神取貌”的用典方法亦是學習李商隱。李詩用典本著“遺神取貌”的原則，是對典故的背離和超越。這樣的典故與比興、聯(lián)想等藝術手法結合，形成二重比興結構。這是李商隱七律用典之法中最富創(chuàng)新意味之處，也是造成其詩旨多隱僻幽曲，影響其詩歌委婉含蓄風格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唐彥謙的詩歌用典雖達不到李商隱登峰造極的地步，但對這種“遺神取貌”手法的運用也頗得心應手。如他的《漢代》、《紅葉》、《春雨》以及其它的一些詠物詩中典故的運用都是遵從此法，具體分析在第四章已有詳細說明，此處從略。不過，唐彥謙學中有變，其對典故的大肆鋪陳，已有博學鴻文之跡象，唐彥謙詩歌對李商隱的師承而這正成為西昆體詩人的效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