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中屈原的美政思想

　　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此詩以詩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為中心。前半篇反復傾訴詩人對楚國命運和人民生活的關心，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離騷》中屈原的美政思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一、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現狀

　　屈原在《離騷》中曾提到“美政”一詞：“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學界已達成共識。但“美政”具體指什么，《離騷》中并未明確指出。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王逸注，釋“美政”為“行美德、施善政”;朱熹《楚辭集注》未予解釋;按王夫之《楚辭通釋》，“美政”似與“惡政”相對;蔣天樞《楚辭校釋》注：“美政，可以實現己理想事業之政。”王泗原《楚辭校釋》：“為美政是屈原的抱負，生死以之。”姜亮夫《屈原賦今譯》釋為動詞“修美政”。

　　上述注本或譯本對“美政”一詞的解釋，都不夠具體，并不能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內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論》中，對今人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國恩先生為代表：“美政者，即合從以擯秦之政也。”“所謂美政者，非合從抗秦之策乎?”認為美政就是楚國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正確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認識出現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堯舜禹湯文武那樣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法治，使國家富強的法家思想……不能實現他的美政……只好決心從彭咸之所居。”以張縱逸先生為代表。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漸多，論文(含專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兩家之間，持折中、調和之說，以孟醒仁先生為代表;其他論者，或儒、法雜陳，或儒主法次，少數人仍堅持法家說。

　　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現在，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襲上述觀點，二是認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諸家學說，分對內、對外兩部分，包括舉賢授能、實行德治，君主賢明、政治清明，關注民生、系心于民，變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內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內外兼修的高尚品德。《離騷》一開始寫自己的出生：“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出身高貴，有美名，內含天地之美，與生俱來諸多“內美”。但屈原并不滿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著服飾、飲食裝扮等方面亦十分講究：“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服飾之美。“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是飲食之美。“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折瓊枝以繼佩”，“瓊佩之偃蹇”——是裝扮之美。“鳴玉鸞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聲樂之美。“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鳳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車駕之美。衣著服飾、飲食裝扮、聲樂車駕等都說明屈原志向高潔，注重培養自己的美好品德，“內美”、“修能”兼有。“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君臣都要有德者為之。

　　其次，美政思想離不開明君賢臣。“兮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堯、舜、禹、湯、文王是歷史上有圣明的開明君主，不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選賢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羿淫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羿、浞、澆、桀、紂是歷史上驕奢淫逸、昏庸無德的君主，不能選賢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兩者對比，說明屈原對明君的渴望。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曖。”讒佞之人，相與朋黨，嫉妒忠賢，陷害忠良，茍且偷樂，不僅不能輔佐國君，反而會將國君引入歧途，遠離明君先王的圣賢之道。“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姚小鷗老師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中，考證“先路”在屈原生活的時代是諸侯乘輿的專用名，“尊貴者出入必有前驅，前驅者的地位，依出入之尊者的身份而不同，但皆為親貴之人。”[6]可見，屈原對自己的期待——以親貴賢臣的身份輔佐懷王，對懷王的期待——要作親賢臣、舉賢任能的賢能之君，而非被讒佞蔽明害公的昏庸之君。

　　最后，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是“忠”——忠君忠國。“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司馬遷首先指出了屈原的忠君思想，后世對此亦多無異意(雖如李贄曾對屈原“忠君”思想有過尖銳批評，但并未否認屈原是忠君的)，“忠”在《離騷》中亦多有表現，茲不贅述。學界對屈原是否具有“愛國主義”曾進行過非常激烈的討論，詳見《屈原“愛國主義”研究的歷史審視》。曹大中先生持否定態度，認為在先秦時代，人們(包括屈原在內)的社會思想意識中，實際上只有忠君政治道德觀念，而并不存在愛國政治道德觀念，“衛社稷”、“存君興國”、“思君念國”等都是忠君政治道德觀念的具體體現。筆者以為，若以“楚國”或者“故國”去理解“愛國”之“國”，應該沒有問題，但若以現代之“國家”觀念去理解，則有待商榷。按前者，對屈原來說，忠君與愛國二者并不矛盾。《離騷》除忠君外，亦表達了屈原對故土的眷戀。

　　三、后世影響

　　《離騷》是中國愛國主義詩篇的開山之作，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對后世文人的創作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后世文人無不對這首長詩推崇備至。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宣稱：“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的許多作品同《離騷》一樣，往往大量地編織神話傳說、日月風云和歷史人物，構成具有象征意義的雄奇圖畫。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在1926年出版《彷徨》時引《離騷》詩句作為書前的題詞，顯示出《離騷》所體現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對魯迅的巨大影響。

　　《離騷》在文學史上開創“楚辭”（即騷體詩）體裁。漢魏以后甚至以“騷”概稱楚辭。晉郭璞《山海經注》引用《天問》《遠游》，都稱《離騷》；梁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一篇，所論包括全部《楚辭》作品；梁蕭統《昭明文選》列“騷”類，包含《離騷》《九歌》《九辯》等篇；宋朱熹《楚辭集注》卷一到卷五總稱《離騷》，之后稱《續離騷》。其他像明吳仁杰《離騷草木疏》、明黃省曾《騷苑》、明張之象《楚騷綺語》、清賀寬《飲騷》等書，都是就全部楚辭而言的。《離騷》已經成為楚辭的代名詞，“騷人”也成為詩人的代名詞。

　　《離騷》對后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殉身無悔的態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喻托和悲秋傷逝的傳統等方面。《離騷》詩中包含的殉身無悔的執著和堅韌，激勵著后世詩人在詩歌中以這種頑強執著的態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會，追求理想的人格和愛情。后世那些堅持真理、不容當世的少數派，忠而見疑、婞直殺身的殉道者，以及為數甚多的不合時宣、生不逢辰的失意之士，都或多或少能從《離騷》找共同語言和精神安慰。后世詩人還從《離騷》詩中繼承了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繼承發展了詩中以香草美人喻美好品質的比興手法。此外，中國古代詩歌的“悲秋”傳統，當亦源于《離騷》。《離騷》在倫理、道德、精神、情操上，對中華民族起過巨大的陶治作用。

　　《離騷》不僅在中國備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聲譽。隨著《昭明文選》的傳播，《離騷》在日本奈良時代即傳入日本。它傳入朝鮮、越南的時間也很早。在歐洲，自從1852年德國費茲曼在維也納皇家科學院報告上的德譯本《〈離騷〉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紀的兩篇中國詩歌》問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譯本相繼產生，有的還不止一種譯本。

　　四、創作背景

　　關于《離騷》的創作年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在《報任安書》中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人對此無異辭。據此，《離騷》當作于屈原放逐之后。今人對此說法不一，有說作于楚懷王時屈原被疏遠后，有說作于楚頃襄王時屈原被流放后，有說作于懷王末頃襄王初，有說始作于懷王時而成于頃襄王初，迄無定論。寫作時間當在秋天。

　　關于《離騷》的創作緣由，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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