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成就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漢族，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有“書圣”之稱。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成就，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成就

　　書法風格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家所敬仰，被譽作“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于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 《洛神賦》中：“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句來贊美王羲之的書法之美。傳說王羲之小的時候 苦練書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筆的池塘水都變成墨色。后人評曰：“飄若游云，矯若驚龍”、“龍跳天門，虎臥凰閣”、“天質自然，豐神蓋代”。有關于他的成語 有入木三分、東床快婿等，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征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對王羲之心悅誠服，因而他享有“書圣”美譽。

　　作品

　　王羲之真跡早于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歷來已被當作真跡看待。由于年代久遠，且本帖享盛名久， 和王羲之其它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稱為宋摹的，也有疑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則定為唐摹。它著錄極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種叢帖中，元以 后的公私藏印及流傳歷歷可考與可靠，其珍貴性不言而喻。

　　造詣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 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 熏陶。當代留美書法新秀劉鐸曾贊嘆：“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鐘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 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后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 異，因而對于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后代書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 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于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于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爵、梁鵠書; 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于創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鐘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鐘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 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 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 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于古，不背乎今。 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 “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后世影響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后代子孫。其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圣”。黃伯思《東觀徐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后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后，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后戰亂中，其后世走亂，家譜遺失，后世分布在沈陽，海倫等地。現知其后世有王慶凱、王瀟丹等人。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圣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于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于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圣，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于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因而他享有“書圣”美譽。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范圍，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仍未動搖。“書圣”、“墨皇”雖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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