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散考

時間：2023-10-18 10:42:04 王娟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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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散考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創(chuàng)作的一首送別詩。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guān)于《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散考的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學(xué)習(xí)。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李白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昌市)送友人孟浩然東去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送別之際，詩人面對云水蒼茫之中漸行漸遠(yuǎn)的一葉扁舟，一種離憂傷別濃濃愁緒和獨處天地之間的孤獨感油然而生，寫下了這首名垂千古的著名詩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lián)P州。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下面對詩中涉及的黃鶴樓、揚州、孟浩然、李白與揚州的關(guān)系，以及對詩意、詩句的不同理解作一散考：

　　一、關(guān)于黃鶴樓

　　黃鶴樓為江南四大名樓之一(其余三座為江西南昌的滕王閣、江蘇鎮(zhèn)江的北固樓和湖南岳陽的岳陽樓)，原在武昌城西南二里的黃鵠磯上。有的文章云黃鵠磯位于蛇山的首部，不確。黃鵠磯與蛇山并非一地。因1956年修建武漢長江大橋，要利用黃鵠磯作為橋墩底座，方將黃鶴樓由黃鵠磯遷于今址——蛇山之上。黃鶴樓始建于三國時代的孫吳，據(jù)《元和郡縣圖志》：“吳(大帝孫權(quán))黃武二年(公元223)，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因兵燹、水患諸原因，屢遭毀壞亦歷代都有興建，而且建筑樣式皆有所不同。現(xiàn)今的黃鶴樓為1993年武漢市政府所建，樣式仿唐，樓高七層，外圓而內(nèi)方。至于為何叫黃鶴樓，有各種說法，但都與仙人過境有關(guān)：《太平寰宇記》云：“昔費文瑋登仙，每乘黃鶴于此樓憩駕，故號為黃鶴樓”;《南齊書·州郡志》則記為仙人王子安：“夏口城據(jù)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也”。武漢當(dāng)?shù)剡€有個傳說，說有位辛氏曾在城西磯頭賣酒，有個道士前來飲酒數(shù)壇不醉，辛氏知是奇人，殷勤供奉而不索一文，道士臨別時，取佐酒之桔皮畫鶴于粉壁之上，每有客前來飲酒，鶴即起舞，四方聞之，前來飲酒觀看者塞途，辛氏亦因此致富。十年后，道士再來酒店，以手招鶴，遂跨鶴而去。辛氏遂于此處建樓以供奉。

　　黃鶴樓矗立于大江之濱，與北岸的龜山遙遙相對，上依河漢，下窺荊楚;鸚鵡洲供芳草于腳下，漢水長江交匯于眼前。唐宋以來，即是登臨絕佳之處，墨客騷人，題詠甚多，最出色者莫過于盛唐詩人崔顥的《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fù)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詩人把古與今、傳說與現(xiàn)實、他鄉(xiāng)美景與客子之愁巧妙地挽合在一起，并配之以白云、大江、晴川、洲渚闊大的背景，更反襯出游子的孤獨和行人的渺小，確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登覽詩，所以李白游黃鶴樓時曾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后來寫的《登金陵鳳凰臺》，其結(jié)構(gòu)和表達(dá)方式，也完全化用了此詩。黃鶴樓的楹聯(lián)，以近人的一幅長聯(lián)最為著名，上聯(lián)云：“數(shù)千年勝跡跡曠世傳來，看鳳凰孤岫，鸚鵡芳洲，黃鵠漁磯，晴川佳閣，好個春花秋月，只落得剩水殘山。極目今古愁，是何時崔顥題詩，青蓮擱筆?”下聯(lián)是：“一萬里長江幾人淘盡，望漢口斜陽，洞庭遠(yuǎn)漲，瀟湘夜雨，云夢朝霞，許多酒興詩情，僅留下蒼煙晚照。放懷天地窄，都付與笛聲縹緲，鶴影蹁躚”。晚清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曾兩次重修黃鶴樓，今留下一篇《重修黃鶴樓記》和一幅名聯(lián)，聯(lián)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均從江漢起;近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歐亞遙”。

　　二、關(guān)于揚州

　　揚州又稱維揚、江都、廣陵，位于今日江蘇省境內(nèi)長江北岸、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揚州這一名稱有兩個不同的內(nèi)涵：一是指中國的區(qū)域劃分。傳說夏禹治水后，將天下分為徐、冀、青、揚等九州。揚州包括的地域甚廣，大致包括今日的蘇、皖、浙、贛、閩等省和粵、豫、鄂部分地區(qū)，這是一個自然區(qū)域，并非實際上的行政區(qū)劃。當(dāng)其作為行政區(qū)劃時，其使府常常在揚州城，但在南北朝時揚州府治卻在金陵(今日的南京市)。人們常引用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下?lián)P州”的揚州即是指金陵而不是人們常誤認(rèn)的揚州城。南朝樂府“西曲”中的“江陵離揚州，三千三百里”的揚州，指的也是金陵，這是我們在閱讀古典文學(xué)作品時必須注意的。揚州的另一內(nèi)涵是指揚州城，李白這首詩中所說的揚州和廣陵，即指此。關(guān)于揚州的歷史沿革和城址變遷大致如下：揚州之得名最早見于《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今揚州市西北的蜀岡上筑邗城，這就是歷史上最早的揚州城。漢初吳王劉濞在邗城基礎(chǔ)上擴建為吳國都城，城周長達(dá)十里半，下轄三郡五十三城，這大概就是揚州最早的行政轄區(qū)。漢景帝時，劉濞叛亂被誅，封地被中央削奪，劉非繼封為江都王，漢武帝時劉胥封為廣陵王，仍以邗城為國都，但轄地僅及邗城周邊，邗城也改稱江都和廣陵，其城池也逐漸向東擴建，其邗城原址稱為“內(nèi)城”，向東擴建部分稱“東郭城”。三國時期，揚州為魏、吳邊境，戰(zhàn)亂頻仍，一度成為廢邑。隋文帝開皇九年，改廣陵郡為揚州郡;隋煬帝大業(yè)元年，又將揚州改回江都原名。唐高祖時又改為揚州，唐玄宗天寶九年又改稱廣陵;肅宗時再改成揚州，從此至今，一直沿稱揚州，沒有再改其名。

　　隋煬帝大業(yè)元年(公元605)，為了征高麗方便輸送兵源，解決“關(guān)河懸遠(yuǎn)、兵不赴急”之困，也為了解決南北漕運，加強京城與洛陽的聯(lián)系和對河北、江南等地控制，在開鑿關(guān)中通濟(jì)渠后，便著手開鑿溝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大運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市)，南至余杭(今杭州市)，全長27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大運河，為蘇伊士運河的十倍，巴拿馬運河的二十倍。大運河開鑿以后，自唐至清，成為南北漕運和交通的主要干線。揚州位于大運河與長江交匯之處，更成為南北交通之樞紐，四方商販云集之所，歷來兵家必爭之處，被稱為“淮左名都”、“江淮鎖鑰”。隋煬帝三下江都，在蜀岡宮殿舊址新建了春草、歸雁、回流、光汾等十座宮苑，這就是著名的“揚州十宮”。十宮之外，又在邗溝的茱萸灣造了北宮，在江邊的揚子津修建了臨江宮，使揚州城北迤邐數(shù)十里地，成為金壁輝煌的皇家宮苑。使揚州這座南北通衢的商業(yè)大都會，又憑添了幾分富貴氣象。唐代揚州城的規(guī)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當(dāng)時是揚州大都督府駐蹕之地，與上游的荊州大都督府形成中國腹心的兩大軍事重鎮(zhèn)。當(dāng)時的揚州有兩重城：蜀岡之上的稱“子城”，亦稱衙城，為揚州大都督府及其下屬各級官衙所在地;蜀岡之下稱“羅城”，一稱大城，為商業(yè)區(qū)和居民區(qū)。據(jù)沉括《夢溪筆談》介紹：大城南北長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長七里三十步。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北人大批南逃，經(jīng)濟(jì)中心亦隨之南移。作為東南軍事重鎮(zhèn)、大都督府所在地的揚州遂成為全國最大的經(jīng)濟(jì)都會。中唐詩人王建有首詩形容揚州的夜晚是“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夜看揚州市》)。另外，我們從杜牧描寫揚州的一些著名詩句，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風(fēng)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等可以看出，即使到了“近黃昏”的唐末，揚州依然是十分繁華的。

　　三、關(guān)于孟浩然、李白的揚州之游

　　孟浩然在三十歲與四十歲這十年間，曾多次漫游于襄陽與揚州之間，并留下為數(shù)不少的詩篇，與揚州有關(guān)的有《揚子津望京口》、《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廣陵別薛八》、《登龍興寺閣》等。其《登龍興寺閣》作于開元十五年，亦即是他在武昌告別李白往京師途經(jīng)揚州之作。龍興寺在今揚州城內(nèi)文昌閣東，今稱石塔寺，尚有唐代的石塔和古銀杏尚存。石塔分上下兩層，塔身由二十塊長方形石板和十一根欄柱構(gòu)成，兩層皆有精雕之佛像和如意花飾。千年銀杏至今亦蔥蘢虬勁，樹高二十多米，干粗要五人合圍，樹冠直徑達(dá)十八米。奇特點是，樹干分兩支斜出，成“V”字形，石塔正居其空隙中間，成為揚州一大奇景。孟浩然在《登龍興寺閣》中寫道：“逶迤見江勢，客至屢緣回。茲郡何填委，遙山復(fù)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樓臺。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可以說是唐代的揚州襟山帶水、人口稠密、商業(yè)繁榮的真實寫照。李白在開元十四年、天寶三年、七年、十三年、上元二年曾數(shù)次游揚州，到過吳王宮，登過大明寺的棲靈塔，也與揚州的一批文士、道士結(jié)為好友，寫下了《廣陵贈別》、《留別廣陵諸公》、《秋日登揚州棲靈塔》、《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征君蕤》、《敘舊贈江陽宰陸調(diào)》等數(shù)首詩章。特別是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他在揚州遇到青年詩人魏萬，萬為人“風(fēng)流醞藉，平生自負(fù)，人或為狂”，但對李白十分仰慕，曾順著李白游蹤，從粱園、東魯，一直追蹤到揚州方與李白相見，歷程三千余里。兩人一見如故，遂定為忘年之交(這年李白約五十四歲左右)，兩人在廣陵、金陵留連數(shù)月臨別時，李白以《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相贈，并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交給魏萬，請他編集，又以愛子明月奴相托，說：“爾后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及明月奴”。魏顥(魏萬后改名魏顥)后來果不負(fù)李白之托，編成《李翰林集》，并為之作序。此集后來雖散佚，但“序”卻流傳下來，為我們研究李白生平留下了寶貴資料。

　　四、關(guān)于《送孟浩然之廣陵》寫作年代及對“故人”的理解

　　王琦《李太白詩集注》認(rèn)為該詩作于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卒前，至于具年份，未加細(xì)論;清末黃錫珪重編《李太白年譜》，認(rèn)為開元二十一年，李白“始識韓朝宗及孟浩然”，李白作有《贈孟浩然》，至于《送孟浩然之廣陵》則作于四年之后的開元二十五年;詹锳在《李白詩文系年》中認(rèn)為該詩“當(dāng)是開元十六年以前之作”，《贈孟浩然》則作于之后的開元二十七年。詹锳的《系年》影響較大，一般學(xué)者多從此說或略有修正。如劉文剛的《孟浩然年譜》(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就認(rèn)為“詹瑛先生《李白詩文系年》系(該詩)于開元十六年之前，近是”，并具體定于開元十四年。上述的判定和分歧，與對孟、李的行年、交游的判定以及對相關(guān)詩作的不同理解有關(guān)。我以為《送孟浩然之廣陵》應(yīng)作于開元十五年(727)春，《贈孟浩然》應(yīng)在此之前，不早于開元十三年秋，亦不會晚于開元十五年春。其理由如下：

　　第一、李白于開元十三年(725)離鄉(xiāng)，沿江東行至荊州，這點史家并無疑義，亦有相關(guān)史料和詩作作為左證。李白的《渡荊門送別》：“渡遠(yuǎn)荊門外，來從楚國游…….仍憐故鄉(xiāng)水，萬里送行舟”;《荊州歌》：“白帝城邊足風(fēng)波，瞿塘五月誰敢過”;《秋下荊門》：“此行不為鱸魚繪，自愛名山入剡中”。可見其五月還在白帝城，秋天又離開荊州東行往浙東的剡溪一帶。那末，李白初到荊州的時間應(yīng)是夏秋之交，同孟浩然的初識亦應(yīng)在此時。因為孟浩然的家鄉(xiāng)襄陽離荊州僅幾十里地，他隱居第鹿門山也在附近。孟此年三十七歲，詩名早著，為了求學(xué)和求名而出川的李白，到荊州如不拜會孟浩然，反倒是不可理解。我以為《贈孟浩然》即作于初識之時。全詩八句，皆為頌揚之詞，首句稱孟為“夫子”，皆符初識交友之道，特別是最后兩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充滿崇拜之情，也符合兩人的年齡和李白此時的身份：孟浩然此時三十七歲，八年前就寫過有名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等詩章，名聲早著;李白此時則是個剛出道的二十五歲的小青年，況剛從封閉的巴蜀來到中原大都督府所在地荊州，虛心和仰慕自在情理之中。今人楊承祖通過對唐代贈人詩的分析后認(rèn)為：“唐代以詩投謁或初會相贈，則甚為普遍，制題的形式，通常是“贈□□□”。作者并將李白的約一百一十首贈人詩加以分類，剔出其中屬于初會的約有八首左右，楊氏分析這些初會贈詩有以下幾個特征：都以極大比例的篇幅頌美所贈者的德行、操守、宦績或才華，最后以自己的企慕作結(jié);對所贈者的頌美，幾乎都是從篇首直起;詩意謹(jǐn)正，多用四韻律體;時常用“仰清芬”、“慕清芬”作結(jié)，如《贈瑕丘王少府》的結(jié)尾：“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贈張公洲革處士》：“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贈孟浩然》與上述特征都較吻合，應(yīng)當(dāng)屬于初識相贈。有人認(rèn)為，如果將《贈孟浩然》定于開元十三年，此時孟只有三十七歲，似與詩中所云道“白首臥松云”不合。這似可不必耽心，因為這里是贊揚孟的終生追求，并非指眼前年齡。就是指眼前年齡，也可解釋：宋代的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說自己是“白發(fā)蒼顏，頹乎其間”，其實歐陽修當(dāng)時的年齡剛滿四十，正如他在同時寫的《醉翁亭》一詩中所云“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道學(xué)如歐公，都可作此夸飾之詞，何況以浪漫著稱的李白呢?

　　第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應(yīng)在《贈孟浩然》之后，因為此詩中稱孟浩然為“故人”，自然不是初識。有的學(xué)者將此詩排于《贈孟浩然》之前，主要是礙于對《贈孟浩然》詩句的理解：該詩中有“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等句，認(rèn)為這是說孟浩然入京無遇返鄉(xiāng)之事，而此事發(fā)生在開元二十三年，所以清末黃錫珪《李太白年譜》，將《贈孟浩然》定于開元二十一年，李白始識孟浩然之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則定于四年之后的開元二十五年;詹锳則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放在《贈孟浩然》之前，認(rèn)為《贈孟浩然》作于開元二十七年。其實如果不受這個典故的左右，跳開一想，就不會這樣左右支絀。因為這四句詩并未說到孟浩然在京求官受阻，只好歸隱田園這個所謂“不才明主棄”的韓朝宗推薦事，只是在贊揚孟的人品風(fēng)流，不隨流俗，具有仙風(fēng)道骨的人品和處世態(tài)度。此時孟浩然正在鹿門山隱居，不愿為官作宦，追求隱逸中的真趣，正是他此時的標(biāo)榜和友人們對他的贊揚，如：他此時與好友薛八同游云門寺所表白的“上人亦何聞，塵念俱已舍。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愿承甘露潤，喜得惠風(fēng)灑。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游彭蠡時又說“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yuǎn)公”，“寄言巖棲者，畢趣當(dāng)來同”。作為初交的李白，贊揚對方當(dāng)然要尊重對方的意趣，更何況，在李白眼中，這種風(fēng)流倜儻、追求酒中乾坤而不為俗務(wù)，正是孟浩然的高潔之處，也是兩人一見如故，不久就稱對方為“故人”的思想基礎(chǔ)。所以我以為這不應(yīng)成為判別兩詩先后的障礙，按“故人”這一生活常識，《贈孟浩然》應(yīng)在前，《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應(yīng)在后，其具體時間應(yīng)為開元十五年(727)春。因為如上所述，李白于開元十三年秋即離開荊州沿江東下，到過廬山，寫下《望廬山瀑布》、《別東林寺僧》、《廬山東林寺夜懷》等詩作，然后游金陵、揚州、客汝海，寫下《月夜金陵懷古》、《等瓦官閣》以及上述的揚州諸作。此時孟浩然在荊州，正在為開元十三年去世的韓思復(fù)在峴山上立碑，兩人自然不可能相見，自然也談不上送別。只有當(dāng)李白回荊州后才有可能。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此書寫于開元十八年，以此推算，東南返回湖北，當(dāng)是在開元十五年。李在《送從侄端游廬山序》也說“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按此推算，李白在黃鶴樓送孟浩然，不可能早于開元十五年。另一方面，據(jù)《新唐書?孟浩然傳》：孟是“年四十來游京師”。孟浩然四十歲是開元十六年，有的學(xué)者據(jù)此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定于開元十六年。實際上這里有個誤差，即把《新唐書》中的“游京師”的時間當(dāng)成了去京師的時間。其實，孟浩然在開元十五年冬還在赴長安的途中，有詩可證，詩題就叫《赴京途中遇雪》，詩中寫道：“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明確指出已近歲暮，離長安還很遠(yuǎn)。我們知道，古人行路，一天至多四、五十里，像孟浩然這樣的詩人還要賞景交友，就會更慢(有人計算李白流放夜郎的行程，就是按每天二十里計算的)。所以能否在年前趕到長安都是個問題，否則就不會在詩中發(fā)出“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的愁嘆了。即使在年前趕到京師，在長安游歷也是開元十七年了，與“年四十游京師”也不符。所以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開元十五年春，孟由韓朝宗的推薦去京師，詩人取水路先東去揚州，然后沿大運河北上赴京，這才會有李白“煙花三月下?lián)P州“的送行之作。

　　五、關(guān)于對幾個詩句和詩意的理解

　　此詩是寫李送友人東去還是孟別友人東去?

　　這本來不是個問題，從王琦的《李太白詩集注》到今人的一些詮釋賞析，皆認(rèn)為是描寫李白送友人東去時所見之景，以及由此牽動的惆悵之情，如黃生的《唐詩摘抄》，云此是“不見帆影，惟見長江，悵別之情，盡在言外”。今人余恕誠也認(rèn)為是“描寫詩人在黃鶴樓上目送友人漸漸遠(yuǎn)去的船帆，看見那船的影子消逝在天邊。友人已去，眼下只有長江的水還依舊向天邊奔流”。不同的看法是王達(dá)津提出的。1984年1月31日，王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解》，文章認(rèn)為這首詩“全寫浩然所見，他的用意不但在寫旅人一路觀賞武昌以下的青山，核心正是在寫青山盡時，浩然回過頭來瞻望黃鶴樓和故人”。王的依據(jù)有二：一是陸游的《入蜀記》卷五中關(guān)于黃鶴樓的一段記載，認(rèn)為“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實為“孤帆遠(yuǎn)映碧空盡”，是寫“帆檣映遠(yuǎn)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二是據(jù)李白的《將進(jìn)酒》等詩中“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如絲天際來”等詩句，認(rèn)定“寫江河天際流，必當(dāng)指上游”，所以望見“長江天際流”不是李白朝下游望而是孟浩然朝上游望。這種新解除了“新”以外，并無多少可取之處。首先，詩題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主語自然是李白，如果詩意是“浩然回過頭來瞻望黃鶴樓和故人”，那么詩題就應(yīng)改為《黃鶴樓別李白之廣陵》了。其次，陸游所說的“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也并非孟浩然莫屬，因為如上所述，李白不但是乘舟出川，也數(shù)次乘舟東下金陵、揚州，江行之久并不亞于孟浩然。何況李白在另一些詩篇中，也描述和抒發(fā)了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相似的視覺景象和感受，如《江夏行》中以代擬體寫一個少婦送別時的感受：“去歲下?lián)P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yuǎn)，心逐江水流”。只不過一個是間接的代擬，一個是直接的感慨抒發(fā)罷了。再次，陸游所說的“遠(yuǎn)映”也只是李白諸種版本中的一種異體，并不能作為定論。溫順隆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新解獻(xiàn)疑》，曾列舉數(shù)種版本與此對勘，其結(jié)論是：“陸游之說也未必就是定論” 。因此還是解為李白送友人東去，目中所見和心中所感為宜。

　　是“碧空盡”還是“碧山盡”?

　　在《李太白集》諸本中，此句有的作“碧空”，有的作“碧山”。臺灣的《教師手冊》中作“碧山”，并解釋道：“如作‘碧空盡’，跟下句“天際流”的‘天際’意思差不多，景象嫌重復(fù)”。我倒以為還是作“碧空”好，其理由有二：一是較符合荊州一帶的地理形勢。我們知道，長江出川時最后一道關(guān)口就是西陵峽，出了西陵峽后，就是一望無際的江漢平原。李白有首《渡荊門送別》，描寫他初次出川時的感受：“渡遠(yuǎn)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原野盡，月涌大江流”。黃鶴樓所在的武昌，正是江漢平原的腹心，古楚之地，沒有什么高山大壑，是無法將“帆影沒在天邊的碧山里”的。二是這樣解釋比較符合詩意，也符合李白表現(xiàn)視覺的習(xí)慣。在李白著意構(gòu)設(shè)的這幅送別圖中，畫面的上部是碧空，下部是江流，東部是漸漸隱沒在天際的孤舟，西部則是孤立在黃鶴樓上目斷天涯的詩人，這樣才能顯示出天高地迥、呼號靡及，也才能反襯出人的渺小和孤獨。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涕下”;杜甫的《登高》：天空是“風(fēng)急天高猿嘯哀”，江面是“渚清沙白鳥飛回”，中間是一位“百年多病獨登臺”的詩人，用的皆是同一種手法。如果換成“碧山”，他與江流同在畫面下部，就無法達(dá)到上述的藝術(shù)效果。另外，從李白的視覺習(xí)慣來看，也應(yīng)是“碧空”而不是“碧山”。在上面曾提及的《秋日登揚州棲靈塔》一詩中，詩人寫其極目遠(yuǎn)眺所見是：“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瓊檐度，霞連繡拱長。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遠(yuǎn)眺中提到天空、江面、紅日、飛鳥，就是沒有提到山巒，其實揚州周圍倒是有山的，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在瓜州渡寫的詩句中就有“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詩中的“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更是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畫面相近。至于用“碧空”會使景象重復(fù)也屬多慮，因為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如此畫面更為協(xié)調(diào)，并不給人重復(fù)累贅之感;另外就是重復(fù)，也會加深詩人的情感份量，有利而無弊。君不見他的《蜀道難》乎?詩中反復(fù)慨嘆“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也并不給人重復(fù)累贅之感，反為賀之章嘆服，驚呼為謫仙人。李白詩豪放灑脫，是詩中神品，自不能以常人常情繩之。

　　“煙花三月”的“煙花”是“花”還是“煙”?

　　上面提到的《教師手冊》說“有二解：一解為形容薄霧彌漫，百花盛開的情景;二解為百花盛開，一片如煙如霧的樣子”。其實，無論百花如何盛開，也無法形成“如煙如霧的樣子”。古人形容花多、花盛，也從不用煙霧來形容，而是用“似錦”(繁花似錦)，亂花(白居易《錢塘湖春行》：“亂花漸欲迷人眼”)。倒是描寫柳樹，尤其是長堤上的柳樹，常用煙來形容，如“無情最是章臺柳，依然煙籠十里堤”，“堤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等。因為柳絳長垂，飄水拂綿，確實如煙似霧。當(dāng)然，“煙”也并非是“薄霧”，因為“薄霧濃云愁永晝”(李清照《醉花陰》)是種慘淡的景象，這里指的是春日特有的嵐氣，而且是晴日才有，山腳和水面更濃，故又稱“晴嵐”。宋人話本《碾玉觀音》中的《鷓鴣天》詞：“山色晴嵐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即是云此。所以我們據(jù)此又可知：李白在黃鶴樓頭送友人，是一個麗日晴天的陽春三月，江面上升騰著白茫茫的嵐氣，這片低浮的嵐氣不但使遠(yuǎn)去的孤舟更快地消逝在詩人的視覺之中，而且使送別的場景更美。天氣更美，更能反襯出詩人對友人的眷戀和離別后的孤獨之情：“景美而情惡”，詩人在此運用的正是傳統(tǒng)的反襯之法。

　　原文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lián)P州。

　　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翻譯

　　老朋友向我頻頻揮手，告別了黃鶴樓，在這柳絮如煙、繁花似錦的陽春三月去揚州遠(yuǎn)游。

　　友人的孤船帆影漸漸地遠(yuǎn)去，消失在碧空的盡頭，只看見一線長江，向邈遠(yuǎn)的天際奔流。

　　背景

　　李白是一位熱愛自然、喜歡交友的詩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飄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跡遍布中原內(nèi)外，留下了許多歌詠自然美、歌頌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李白東游歸來，至湖北安陸，年已二十七歲。他在安陸住了有十年之久，不過很多時候都是以詩酒會友，在外游歷，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也就是寓居安陸期間，李白結(jié)識了長他十二歲的孟浩然。孟浩然對李白非常贊賞，兩人很快成了摯友。開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廣陵（今江蘇揚州），便托人帶信，約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漢市武昌區(qū)）相會。幾天后，孟浩然乘船東下，李白親自送到江邊。送別時寫下了這首《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賞析

　　這首送別詩有它特殊的感情色調(diào)。它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種少年剛腸的離別，也不同于王維《渭城曲》那種深情體貼的離別。這首詩，表現(xiàn)的是一種充滿詩意的離別。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兩位風(fēng)流瀟灑的詩人的離別，還因為這次離別跟一個繁華的時代、繁華的季節(jié)、繁華的地區(qū)相聯(lián)系，在愉快的分手中還帶著詩人李白的向往，這就使得這次離別有著無比的詩意。

　　李白與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剛出四川不久，正當(dāng)年輕快意的時候，他眼里的世界，還幾乎像黃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歲的孟浩然，這時已經(jīng)詩名滿天下。他給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間，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贈孟浩然》詩中說：“吾愛孟夫子，風(fēng)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這次離別正是開元盛世，太平而又繁榮，季節(jié)是煙花三月、春意最濃的時候，從黃鶴樓順著長江而下，這一路都是繁花似錦。李白是那樣一個浪漫、愛好游覽的人，所以這次離別完全是在很濃郁的暢想曲和抒情詩的氣氛里進(jìn)行的。李白心里沒有什么憂傷和不愉快，相反地認(rèn)為孟浩然這趟旅行快樂得很，他向往揚州地區(qū)，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邊送別，一邊心也就跟著飛翔，胸中有無窮的詩意隨著江水蕩漾。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別友人，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景令人悅目，送別卻令人傷懷，以景見情，含蓄深厚，有如弦外之音，達(dá)到使人神往，低徊遐想的藝術(shù)效果。

　　“故人西辭黃鶴樓”，這一句不光是為了點題，更因為黃鶴樓是天下名勝，可能是兩位詩人經(jīng)常流連聚會之所。因此一提到黃鶴樓，就帶出種種與此處有關(guān)的富于詩意的生活內(nèi)容。而黃鶴樓本身，又是傳說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這和李白心目中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廣陵，又構(gòu)成一種聯(lián)想，增加了那種愉快的、暢想曲的氣氛。

　　“煙花三月下?lián)P州”，在“三月”上加“煙花”二字，把送別環(huán)境中那種詩的氣氛涂抹得尤為濃郁。煙花，指煙霧迷蒙，繁花似錦。給讀者的感覺絕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盡、看不透的大片陽春煙景。三月是煙花之時，而開元時代繁華的長江下游，又正是煙花之地。“煙花三月”，不僅再現(xiàn)了那暮春時節(jié)、繁華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時代氣氛。此句意境優(yōu)美，文字綺麗，清人孫洙譽為“千古麗句”。李白渴望去揚州之情溢于言表。

　　“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詩的后兩句看起來似乎是寫景，但在寫景中包含著一個充滿詩意的細(xì)節(jié)。“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經(jīng)揚帆而去，而他還在江邊目送遠(yuǎn)去的風(fēng)帆。李白的目光望著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漸模糊，消失在碧空的盡頭，可見目送時間之長。帆影已經(jīng)消逝了，然而李白還在翹首凝望，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蕩蕩地流向遠(yuǎn)遠(yuǎn)的水天交接之處。

　　“唯見長江天際流”，是眼前景象，又不單純是寫景。李白對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體現(xiàn)在這富有詩意的神馳目注之中。詩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滾滾東去的一江春水。總之，這一場極富詩意的、兩位風(fēng)流瀟灑的詩人的離別，對李白來說，又是帶著一片向往之情的離別，被詩人用絢爛的陽春三月的景色，將放舟長江的寬闊畫面，將目送孤帆遠(yuǎn)影的細(xì)節(jié)，極為傳神地表現(xiàn)出來。

　　作者介紹：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祖籍隴西成紀(jì)，出生于西域碎葉城，4歲再隨父遷至劍南道綿州。李白存世詩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傳世。762年病逝，享年61歲。其墓在今安徽當(dāng)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陸有紀(jì)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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