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國憂民的杜甫

　　在學習、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杜甫的詩詞吧，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憂國憂民的杜甫相關資料，歡迎大家分享。

　　史家只載一時事跡，詩家直顯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浦起龍《讀杜心解》

　　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元稹

　　浣花溪邊，風景秀麗，林塘優美，細麥輕花，一派田園風光。這里就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圣地，俗稱“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陰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品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這就是杜甫結束了4年的顛簸生活后，對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鞏縣人，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預是晉代明將名儒，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而且官拜膳部員外郎。其父親杜閑為袞州司馬、奉天縣令，母親是當時著名學者崔融的女兒。在如此顯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杜甫從小就下苦功讀書，7歲學詩，15歲揚名。在35歲以前，他過著讀書與漫游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進仕作準備。20歲時他就結束書齋生活，開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歷了吳、越、齊、趙、梁、宋等。天寶三年他與李白在洛陽相識，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個人性格不一樣，但是，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他們成為親密的好友。隨后在宋地他們又遇到高適，三位高才談詩論文，攜手同游，結下深厚的友誼。這一時期的《望岳》和《畫鷹》表現出詩人的樂觀自信和青春朝氣。

　　天寶五年，杜甫志豪氣壯地來到長安，準備一展平生抱負，但是等待他的卻是冷酷嚴峻的現實。那時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權的時候;李林甫最忌恨讀書人，怕這些來自下層的讀書人當了官，議論起朝政來，對他不利，于是勾結考官，欺騙玄宗說這次應考的人考得很糟，沒有一個夠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賀的奏章，說這件事正說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經得到任用，民間再沒有遺留的賢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讀書人出路的科舉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來幾經周折他才得一管理軍械庫房的小官，所謂右衛率福州曹參軍。在此期間，杜甫作詩百余首，其中《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的各種社會矛盾，展示了危機四伏、盛世將逝的國家政治形勢，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觀寫實的創作方向和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

　　安史叛亂，時局劇變。杜甫攜家逃難，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時期是杜甫生活經歷最艱難、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豐富、最深刻的時期。隨后，長安、洛陽雖然被官軍收復了，但是安史叛軍還沒消滅，戰爭還很激烈。唐軍到處拉壯丁補充兵力，把百姓折騰得沒法過活。有一天，杜甫經過石壕村(在今河南陜縣東南)，時間已經很晚了。他到一家窮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農夫妻倆。半夜里，他正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的時候，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杜甫在房里靜靜聽著，只聽到隔壁那個老人翻過后墻逃了，老婆婆則一面答應，一面去開門。進屋的是官府派來抓壯丁的差役，他們厲聲吆喝著，問老婆婆說：“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帶著哭聲說：“我的三個孩子都上鄴城打仗去了，前兩天剛接著一個兒子來信，說兩個兄弟都已經死在戰場上。家里只有一個兒媳和吃奶的孫兒。你還要什么人?”老婆婆講了許多哀求的話，差役還是不肯罷休。老婆婆沒有法子，只好讓差役將自己帶走，到軍營去給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離開那家的時候，送別的只有老農一個人了。

　　杜甫親眼看到這種凄慘情景，心里很不平靜，就把這件事寫成詩歌，叫《石壕吏》。在這部作品中表現出鮮明生動的形象和熾熱灼人的情感互為表里、和諧統一。他特別注重鋪陳手法的運用。這首杰作正是鋪陳到底，全無比興，但是由于詩人善于將自己的褒貶與愛憎、震驚與感嘆、怨憤與憐憫、悲痛與無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這一事件中，老翁翻墻、府吏發怒、老婦哭訴等等情節的具體描寫，而未加任何主觀議論，因而全詩顯得形象逼真，情節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話劇，各個人物的舉止聲情真切可聞、歷歷在目。

　　他在華州的時候，前后一共寫過6首這樣的詩，合起來叫做“三吏三別”(《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在這卓絕千古的“三吏”“三別”中，杜甫以憂國憂民的復雜心情，以“詩史”特有的“實錄”的筆墨，反映了當時特殊的社會狀況：百姓在經歷叛軍的催殘后，又經受著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難;人民不滿官府的兇殘，卻又忍受著痛苦承擔起殺敵衛國的責任。漂泊西南時，杜甫仍然心系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歡，根據自己的見聞與感受，以熾熱的情懷繼續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從而以“安史之亂”為軸心展示出更廣闊、更完整的歷史面貌，完成了以“詩史”補充和修正史傳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亂年代造就的偉大詩人。他直面殘酷的現實，客觀真實地描繪了那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面貌，同時在詩歌藝術方面，他轉益多師，元稹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長，為后世詩歌樹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為“詩圣”。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年（745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參考資料：完善

　　1、《舊唐書·杜甫傳》

　　2、杜甫．《全唐詩·壯游》

　　3、杜甫．《全唐詩·奉贈韋丞丈二十二韻》

　　4、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上·杜審言·孫甫》：《中華書局》，1997

　　5、《新唐書·杜甫傳》

　　家庭成員

　　祖父

　　杜甫的祖父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后轉洛陽丞。武后圣歷元年（698），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后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父母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閑，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

　　軼事典故

　　憤斥皇親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里，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著崩潰的征兆。終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后，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于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后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于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死因之謎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酒水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思想核心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書畫相通”，這是中國藝術史及美學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杜甫知畫又知書，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學外，杜甫對其他藝術也很留心。例如書法，‘九齡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從小就開始學習書法，后來在他的《觀薛少保書畫壁》、《觀張旭草書圖》、《李潮八分篆歌》諸詩中，我們還可以窺見他對書法的興趣和修養。”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頓挫’稱杜詩，頓挫者，指詩的章法曲折，意境深遠。……這不是和書法的‘一波三折’等筆法相通么？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后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于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于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范。然而，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后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魯迅也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后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朝鮮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文學成就

　　文學作品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詩歌地位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詩歌體制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岳》等等。

　　創作經歷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

　　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讀書和漫游時期

　　（三十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此期間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馬詩》、《贈李白》等。

　　困居長安時期

　　（三十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為官時期

　　（四十四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西南漂泊時期

　　（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人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衡州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出身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一個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

　　杜甫的祖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后轉洛陽丞。武后圣歷元年（公元698），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后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閑，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但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年譜

　　玄宗時期

　　（公元712——公元755年）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杜甫生于鞏縣（今河南鞏義），祖籍湖北襄陽。

　　玄宗開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六歲。嘗至郾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

　　開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七歲。始作詩文。

　　玄宗開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杜甫九歲。始習大字。開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十四歲。壯游詩曰：“習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從，以我似班揚。”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

　　開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十五歲。百憂集行曰：“憶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開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十九歲。游晉，至郇瑕（今山西猗氏縣），從韋之晉﹑寇錫游。

　　開元十九，辛未（公元731年），二十歲。游吳越。

　　開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二十一歲。游吳越。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二十二歲。游吳越。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二十三歲。游吳越。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二十四歲。自吳越歸東都，舉進士，不第。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二十五歲。游齊趙。交蘇源明。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二十六歲。游齊趙。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二十七歲。游齊趙。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二十八歲。游齊趙。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二十九歲。游齊趙。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三十歲。歸東都。筑陸渾莊，于寒食日祭遠祖當陽君。

　　玄宗天寶元年，壬午（公元742年），三十一歲。在東都。姑萬年縣君卒于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于河南縣，公作墓志。

　　天寶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三十二歲。在東都。

　　天寶三年，甲申（公元744年），三十三歲。在東都。五月，祖母范陽太君卒于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東都。秋，游梁﹑宋，與李白﹑高適登吹臺﹑琴臺。嘗渡河游王屋山，謁道士華蓋君，而其人已亡。

　　天寶四載，乙酉（公元745年），三十四歲。再游齊﹑魯。是時李之芳為齊州司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來齊州，公嘗從游，陪宴歷下亭及鶴山湖亭。旋暫如臨邑（屬齊州）。秋后至兗州，時李白避歸東魯。公與同游，情好益密。公贈白詩所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將西去，白亦有江東之游，城東石門一別遂無復相見之日矣。

　　天寶五年，丙戌（公元746年），三十五歲。自齊﹑魯歸長安。從汝陽王琎﹑駙馬鄭潛耀游。

　　天寶六年，丁亥（公元747年），三十六歲。在長安。

　　天寶七年，戊子（公元748年），三十七歲。在長安。屢上詩韋濟，求汲引。與書家顧誡奢訂交，約當此時。

　　天寶八年，己丑（公元749年），三十八歲。在長安。冬日，歸東都，因謁玄元皇帝廟，觀吳道子所畫壁。

　　天寶九年，庚寅（公元750年），三十九歲。來長安。初遇鄭虔。

　　天寶十年，辛卯（公元751年），四十歲。在長安。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秋，病瘧。友人魏君冒雨見訪，因作秋述貽之。病后過王倚，王餉以酒饌，感激作歌贈之。是年，在杜位宅守歲。

　　天寶十一年，壬辰（公元752年），四十一歲。在長安。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暮春，暫歸東都。冬，高適隨歌舒翰入朝，與公暫集，俄復別去，公有詩送之。

　　天寶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四十二歲。在長安。首夏，同鄭虔游何將軍山林。次子宗武約生于此年秋。

　　天寶十三，甲午（公元754年），四十三歲。在長安。進封西岳賦。自東都移家至長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詩河西節度使歌舒翰。歲中，張?自盧溪召還，再遷為太常卿，公復上詩求助。又進雕賦，表中詞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價暴貴，公生計益艱，遂攜家往奉先，館于廨舍。

　　天寶十四年，乙未（公元755年），四十四歲。安祿山反。杜甫在長安。歲中往白水縣，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歸長安，授河西尉（河西縣故城在今云南河西縣境），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歲暮，喪幼子。

　　肅宗時期

　　（公元756——公元762年）

　　肅宗至德元年，丙申（公元756年），四十五歲。七月改元，安祿山稱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殺楊國忠、楊貴妃。杜甫歲初在長安。五月，至奉先壁難，攜眷來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華原，赴鄜州（今陜西鄜縣）。至三川縣同家洼，寓故人孫宰家。聞肅宗及位靈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從蘆子關奔行在所。途中為賊所得，遂至長安。九月，于長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為奴，感慟作哀王孫。

　　肅宗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四十六歲。安慶緒殺祿山。張巡、許遠戰死。郭子儀復東京。史思明等降。春，杜甫陷賊中。在長安時從贊公蘇端游。四月，自金光門出，間道竄歸鳳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遺。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肅宗怒，詔三司推問，張鎬﹑韋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薦等四人薦岑參。閏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鳳翔，至邠州，始從李嗣業借得乘馬。歸家臥病數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師。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四十七歲。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史思明反。杜甫任左拾遺。春，賈至﹑王維﹑岑參皆在諫省，時共酬唱。時畢曜亦在京師，居公之鄰舍。四月，玄宗親享九廟，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賀蘭進明譖，貶為邠州刺史。公坐管黨，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是秋，嘗至藍田縣訪崔興宗﹑王維。冬末，以事歸東都陸渾莊，嘗遇孟云卿于湖城縣城東。

　　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四十八歲。史思明稱燕王。春，杜甫自東都歸華州（陜西華縣），途中作三吏﹑三別六首。時屬關輔饑饉。遂以七月棄官西去。度隴，赴秦州（甘肅天水）。是時有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寄李白二十韻。又有寄高適﹑岑參﹑賈至﹑嚴武﹑鄭虔﹑畢曜﹑薛據及張彪詩。時贊公亦謫居秦州，嘗為公盛言西枝村之勝，因作計卜居。置草堂，未成，會同谷宰來書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經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皆有詩。至同谷，居栗亭。貧益甚，拾橡栗，掘黃獨以自給。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經木皮嶺﹑白沙渡﹑飛仙閣﹑石柜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歲終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適即寄詩問訊。

　　肅宗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年），四十九歲。閏四月改元，杜甫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馬遺貲營造，徐卿（疑即知道）﹑蕭實﹑何雍﹑韋班（應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開歲始事，季春落成。時韋偃寓居蜀中，嘗為公畫壁。初秋，暫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適。冬，復在成都。

　　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五十歲。史朝義殺史思明。杜甫居草堂。開歲，又往新津。二月，歸成都。秋，至青城。旋又歸成都。是時多病，生計艱窘。始有遷地吳楚之念。冬，高適至成都，嘗同王掄過草堂會飲。

　　肅宗寶應元年，壬寅（公元762年），五十一歲。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詩人李白死（701-762）。杜甫自春至夏居草堂。與嚴武唱和甚密。武時有饋贈。七月，送嚴武還朝，以舟至綿州，抵奉濟驛，登陸，遂分手而還。會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頗有東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縣，到金華山玉京觀，尋陳子昂讀書堂遺跡。又訪縣北東武山子昂故宅。旋復南之通泉縣，訪郭元振故居，于慶善寺觀薛稷書畫壁。又于縣署壁后觀稷所畫鶴。

　　代宗時期

　　（公元763年——公元770年）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五十二歲。七月改元，李懷仙殺史朝義。杜甫正月在梓州，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便欲還都，俄而復思東下吳楚。間嘗至閬州（四川閬中），因游牛頭﹑兜率﹑惠義諸寺。既歸梓，又因送辛員外，至綿州。自綿歸梓。又往漢州。夏，返梓州。初秋，復別梓赴閬。九月，祭房管。秋盡，得家書，知女病，因急歸梓。十一月，將出峽為吳楚之游，于是命弟占歸成都檢校草堂。廣德二年，甲辰（公元764年），五十三歲。春首，自梓州絜家東荍出峽，先至閬州。會朝廷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離閬東去，聞嚴武將再鎮蜀，大喜，遂改計卻赴成都。三月，歸成都。六月，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秋，居幕中，頗不樂，因上詩嚴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暫歸草堂。是時，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贈之。弟穎往齊州。歲晚，因事寄詩賈至。是年與嚴武唱和最密。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年），五十四歲。正月三日，辭幕府，歸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攜家離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樂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賓）。自戎州至渝州（重慶）。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入秋，至忠州（重慶忠縣），居龍興寺院。九月，至云安縣（重慶云陽）因病，遂留居云安，館于嚴明府之水閣。

　　代宗大歷元年，丙午（公元766年），五十五歲。十一月改元，春杜甫在云安。時岑參方為嘉州刺史，寄詩贈之。春晚，移居夔州（重慶奉節，即劉備托孤地白帝城）。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閣。秋后，柏茂琳為夔州都督，公頗蒙資助。是年多追憶舊游之作。

　　大歷二年，丁未（公元767年），五十六歲。在夔州。春，自西閣移居赤甲。三月，遷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園四十畝，蔬圃數畝，又有稻田若干頃，在江北之東屯。弟觀自京師來。秋，因獲稻暫住東屯。適吳司法自忠州來，音以瀼西草堂借吳居之。是時，始復動東游荊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別駕元持宅觀李十二娘舞「劍器」。大歷冬，仍復多病。秋，左耳始聾。

　　大歷三年，戊申（公元768年），五十七歲。正月中旬，去夔出峽。臨去，以瀼西果園贈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暫如外邑。留江陵數月，頗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縣。遇顧誡奢﹑李晉肅（賀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數月。因公安治安太差，遂移衡州。

　　大歷四年，己酉（公元769年），五十八歲。正月，經岳州至衡州（衡陽），游南岳道林二寺，觀宋之問題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驛。過湘陰，謁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鑿石浦，宿之。又過津口，次空靈岸。三月，抵潭州（湖南長沙）。發潭州，次白馬潭，入喬口。至銅官渚，阻風。發銅官，宿新康江口。次雙楓浦，遂抵衡州（衡陽）。然故人衡州刺史韋之晉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奔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謀一份差事。但韋之晉忽然病卒。時蘇渙居江側，忽一日，訪公于舟中，公請渙誦詩，大賞異之，遂訂交焉。

　　大歷五年，庚戌（公元770年），五十九歲。正月二十一日，檢故帙，得高適上元二年人 日見寄詩，因追酬一首，寄示漢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龜年。四月，避亂入衡州（今衡陽）。游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lěi）陽。耒陽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還。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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