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中的社會歷史與傳記批評

　　《邊城》寫以歌求婚、兄弟讓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態和人生的方式，都隱含著對現實生活中古老的美德、價值觀失落的痛心，以及對現代文明物欲泛濫的批判。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城》中的社會歷史與傳記批評。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社會歷史與傳記批評

　　摘 要:《邊城》是沈從文的著名代表作,解讀這個文本可以用不同的批評方法和不同的視角,用社會歷史研究法可以從宏觀上把握沈從文作為苗民血統的狀況,展開苗族的環境和時代;用傳記研究法可以在微觀上探究沈從文形成文學觀、審美觀的內在生命氣質。不同批評方法的使用便于研究作家本人,進而使多角度地解釋文本成為可能。

　　關鍵詞:社會歷史研究法 傳記研究法 沈從文

　　《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發表于1934年,是沈從文創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詩、一幅秀麗的風景畫,也是支撐他所構筑的湘西世界的堅實柱石。《邊城》寫了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翠翠與儺送,面對無法預知未來的茫然和期待。應該說沈從文寫《邊城》是有其時代背景的,更主要的是這是湘西苗民族的故事,沈從文對苗民族有著骨子里割舍不斷的感情,所以我們不妨用丹納的“三元素”說去解讀《邊城》。另外,沈從文對《邊城》的敘述是一種抒情的筆調,有很多人稱這是詩化小說。那是什么原因使得沈從文的筆調如此細膩,描寫得溫婉悲情,這又與沈從文本人的生活經歷、性格、氣質有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我們也可以用圣佩韋的傳記批評研讀一下作品,以求分析更加全面,角度更加多元。

　　首先,所謂社會歷史研究法是一種按照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去解釋文學活動的文學研究方法,共同特征在于,透過作品本身而試圖窺見它所“反映”的社會歷史背景,并憑借這種背景而最終解釋作品本身。丹納被公認是社會歷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他綜合了幾種學說,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元素說,影響很大。在丹納看來,種族指族類人種的特性,這種種族特性構成它未來發展的“原始地層”{1}。環境指種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環境(地理、氣候)和社會環境。時代指種族的文化傳統在一定階段或時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學、宗教、藝術、社會心理等。

　　《邊城》是沈從文構筑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他創作的主要源泉,是他人生情感的生發與寄寓之所。可以說,沈從文創作的獨特性,與湘西歷史的獨特性根連枝接。湘西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聚居區,苗族是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歷代統治者開始以武力強迫湘西土著民族歸于王化,于是在長達兩千年的湘西民族關系史中,征服與反征服, 同化與反同化成為主旋律。雖然這種征服與同化推動并完成了中華民族內部的統一進程,但處江湖之遠的苗民卻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殺戮。沈從文對湘西的歷史是了然于胸的,正如丹納所描述的,這種種族特性是天生的、遺傳的。沈從文曾與研究他的學者凌宇說過,“苗人所受的苦實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們說話。”雖然在《邊城》的文本中,人物、故事的身份與特征的苗族指稱被隱去了,但不可否認的是《邊城》具有豐厚的苗族文化背景。故事發生的原型地茶峒屬于苗區,邊城之邊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邊之邊。而且文本中涉及到了苗族習俗,端午節賽龍舟,對歌,儺事活動等。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邊城》的創作和沈從文所了解的苗族文化是分不開的,這是一個故事的背景,也是一個作家內心深處的種族觀念,可以說,沒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從文所構筑的湘西世界將土崩瓦解。

　　丹納很注重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對文學活動的影響。提到湘西的自然環境,不禁想起沈從文筆下的兩岸青山、吊腳樓、云霧中的樓閣,翠色的篁竹。沈從文在這種自然景色的沉浸中展開了《邊城》的故事。丹納認為自然環境的好壞會影響作家的情緒和價值觀。沈從文可能也受優美景色的影響,對翠翠的描寫像一首詩:“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可見,自然環境對沈從文塑造人物產生了很大影響。沈從文在他的小說中通常隱去故事發生的時間,即使描述也是作為背景推得很遠。但從很多作品中我們已經看出苗民依舊麻木地生活著,沈從文對苗民的描寫其實是在唱一首首挽歌。在《丈夫》《蕭蕭》等作品中,“鄉下人”雖然熱情、善良、正直,合乎自然,但與此相伴隨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們無法適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環境。我們看到蕭蕭木然地抱著小兒子給大兒子迎娶童養媳,多么蒙昧的悲劇輪回啊!沈從文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所以在《邊城》《長河》中他要表現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因為他知道只剩下理想的形式了。他在《〈長河〉題記》里這樣寫:“‘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變化中見出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所以,苗民的時代狀況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發展對沈從文的創作觀念是起著制約作用的,很可能到苗文化幾近被漢文化同化后,沈從文就連理想都沒的寫了。

　　其次,透過《邊城》的表層文本,我們可以窺見沈從文本人的一些經歷、經驗和人格特征。所謂傳記研究法就是悉心探尋作品與作者的聯系,試圖透過作品尋找作者經歷、人格,并根據作者經歷、人格去解釋作品。法國19世紀浪漫派批評家圣佩韋的傳記批評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經歷、性格、氣質、心理因素的投影。一般來說,傳記研究法重要的是弄清作家的傳記。可以根據作家的親身經歷解釋作品,即自傳;也可以根據作家的人格風范考察作品風格,根據作家對待世界的態度主要是人生態度、政治觀點、倫理觀點、哲學觀點研究作品;還可以根據作家的創作意圖解釋作品;分析作家的時代狀況等。

　　沈從文的傳記有《從文自傳》《自傳編零》,美國學者金介甫著的《沈從文傳》,凌宇著的《沈從文傳》等。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曾提到“我所生長的地方”一切事物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以至于他十五歲離開后,“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里”{2}。所以,在沈從文到北京后創作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也多是他對家鄉濃濃鄉愁的抒發,其中也不乏含有城鄉文化對立的心理考慮,在他眼中,城市的喧囂、人際關系的爾虞我詐反倒讓他更加想念湘西,那里永遠是他的理想寄托和精神家園。因此,沈從文作品中的人物的淳樸、善良,《邊城》中翠翠,儺送的古樸愛情都是作者頭腦中的家鄉投影。沈從文還從小就不喜歡枯燥的書本,經常逃學,這反而使他與大自然親密接觸,他不止一次在《從文自傳》中提過水對他創作的影響:“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同水不能分離”,“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很大的關系”{3}。這就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想象力,因此,他看山看水都是帶著審美的眼光,感性的他對自然和美的抒發是直接的,富有激情的。但他也總說“美麗總是愁人的”,這里有一種憂郁的情調。他的性格內向,既富于幻想又敏感,以及不為人理解的內心的孤獨,這些情感經歷融入了小說人物的心理及情緒狀態,因此我們會發現翠翠的性格和沈從文有某些相對應的地方。翠翠的性格“顯示出從文這方面的性格”{4}。

　　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的審美觀和他所處的年代,將這兩方面聯系在一起,不僅是因為很多人對他的審美觀的評判總是結合那個年代,而且也因為沈從文的審美理想在那個年代確實是朵奇葩。沈從文曾說過,他只想造希臘小廟來供奉“人性”,“我以為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為準則”{5}。這種人性即是生命的天然形式,原始形態就表現為人與自然的契合。柏子、貴生、蕭蕭、翠翠都是這種自然生命形式的表現。這可能也是沈從文反對作家從政的理由,他一直在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也發表了很多文章,如《文運的重建》《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等。這種文學觀或審美觀在他的自傳中很明顯地流露出來,“我看一切,卻并不把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愿問價錢的多少來為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6}。這樣,在沈從文的創作中,帶給他自己和讀者的就是感官上的享受,視覺的、聽覺的,甚至是觸覺的。《邊城》開頭三章集中筆力描繪了湘西山水圖畫和風俗習慣,我們隨著文章的敘述節奏,仿佛置身于那張風景畫之中。通篇的和諧之氣與沈從文的文學觀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所以說,作家創作的視角,采用的文體,運用的語言等問題都是與作家內在的生命氣質相契合的。

　　解讀《邊城》的方法有很多種,相信以社會歷史研究法和傳記研究法來解讀文本,會相對全面一些。而且相對于沈從文的苗族身份、京派的主要作家來說,這樣的方法或許更恰當一些。

　　參考文獻

　　{1} 胡經之、王岳川主編:《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 沈從文:《我所生長的地方》,《沈從文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 沈從文:《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沈從文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花城》,1980年第5期。

　　{5} 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抽象的抒情》,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沈從文:《女難》,《沈從文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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