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及其音樂理論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生于河南新鄭縣一個小官僚的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政治混亂、民不聊生的年代里度過的。這對于他后來能有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歌與理論有一定的影響。

　　貞元十六年，他開始跨入仕途。元和三年被任為左拾遺。當時，唐王朝日趨衰落，一班權貴掌握了朝政。他們互相爭權奪利，又不斷橫征暴斂，完全不顧人民的死活。面對當時的現實，白居易曾幾次上策，力圖改革弊政，結果反而得罪了當權者，幾乎引來殺身之禍。

　　元和十年以后，他早年受佛、道兩家影響的消極思想漸漸抬頭，不過他后來在杭州、蘇州刺史任上還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會昌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白居易很愛音樂，也很懂得音樂，而且還會彈琴。他對音樂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與元九書》和《論禮樂》等幾篇策問里。

　　首先，他認為，音樂是現實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就說：“樂者本于聲，聲者發于情，情者系于政”。在《策林》六十九中又說：“大凡人之感干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而形于歌詩矣。”就是說，歌曲（音、樂）的產生是由于“事”刺激了人的情感的一種結果。“事”就是與國家人民有關的社會事件，也是現實政治的具體表現。這種“事”如果與他在《寄唐生詩》中所說的“唯歌生民病”聯系起來，就可知道他是主張歌曲應當寫人民的痛苦和指責現實政治的弊病的。這種見解，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有相當大的現實意義，是很可貴的。

　　由此出發，他大聲疾呼關鍵在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這樣說道：“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他對那些主張取消民間音樂專復“古器古曲”的極端復古派痛加批駁，他說，“臣故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他認為樂器只是發音的工具，樂曲是音樂思維所表現的形象，所以它們之為“今古”，與音樂的好壞無關。他警告那些極端復古派說：“言將此樂（雅樂）感神抵，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就是說，走這條路要改變現實猶如北去的車子要到南方的楚國去，是永遠也達不到的。同時，他也不贊成以唐玄宗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不管人民的疾苦拼命地搞民間音樂。他說：“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在《策林》六十二中又說：“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失于殺，樂稍失于奢”。所以他認為必須“少抑鄭聲”，這樣才能使音樂“和而不流矣”。在這個問題上，就其強調改善政治，反對極端復古派的謬論，反對統治階級過分的音樂享受在當時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間音樂的發展。

　　白居易還承認“聲”對人有根強的感染力，他在《與元九書》里就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他認為能起“和人心、厚風俗”的教育作用才是“作樂”的根本目的。所以他很注重作品的思想內容與思想感情，他認為“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之，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在這個問題上，他繼承了儒家重視音樂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階級標準的觀點。所以他在評歌唱藝術的《問楊瓊》一詩里說“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就明確提出了歌唱藝術的“聲”（聲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備的原則。他的這種看法就其反對當時流行的脫離作品的具體內容孤立地去追求聲音美的形式主義觀點來說，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但是，必須看到白居易的一切見解都是從鞏固封建統治出發的。他認為，統治的鞏固程度與能否了解民情有很大關系。他說：“圣人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所以他提出“歌詩合為事而作”與“惟歌生民病”的口號，其目的無非是幫助統治者更好地進行統治，所謂“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然后臻于“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的升平世界。所以他一面反對極端復古派的謬論；一面又極力推崇古樂，要求“少抑鄭聲”限制民間音樂的發展，反對少數民族音樂與外國音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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