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的幸與不幸

　　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詩人白居易到達洛陽，住進5年前他在洛陽長夏門東履道里購置的宅第。洛陽為唐陪都(時稱東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東都時，便買下了這片住宅，預作自己的終老之地。其后，他歷任蘇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內外官職，冗務在身，難如所愿。如今，終于奉詔為太子賓客(系東宮即太子屬官)，分司東都(即以太子的名義分管東都事務)。所謂“分司”，實際上并不任職，不過是對達官顯宦退休后的一種特殊優待。這份并不當差的優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詩人自己有詩為證。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寫過一首題為《中隱》的詩。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歸隱之間矛盾、徘徊。所謂“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朝政紊亂，仕途險惡，迫使官員不得不考慮歸隱以明哲保身。歸隱也有不同的選擇。有道是“大隱隱于鬧市，小隱隱于山林”，白居易選擇的是“中隱”，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長安居住，也不退隱于偏遠的山林，而是去東都洛陽任一個虛設的官職。這樣，依舊可以享受做官的好處，又避開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險惡的朝廷。中唐時期宦官弄權，藩鎮割據，朝中不時波濤洶涌。白居易屢經宦海風波，加之進入了暮年(寫《中隱》一詩時已58歲)，意志走向消沉，做這樣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見之明：他離開長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與大臣李訓、鄭注合謀鏟除宦官，不料計泄，反被宦官挾持。宦官頭子仇士良、魚弘志策動神策軍作亂，包括4個宰相在內的大批官員被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事變”。遇害的宰相中有兩個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貫反對宦官專權，此時如在長安，很有可能被卷進去，遭遇不測之禍。

　　從白居易個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選擇到洛陽“中隱”，應該說是他的幸運。那么，題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講呢？

　　白居易自太和3年春來到洛陽，到唐武宗會昌6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陽居住了18個年頭。其間除在河南府尹(駐洛陽)任上當了約兩年半的行政長官，其它時間基本上處于休閑狀態，終日飲酒賦詩，以文會友，放情于山水之間。我們看他晚年所寫的自傳《醉吟先生傳》，可以想見他那時期的生活常態：“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

　　他常去游覽之地，便是洛陽城南伊水邊上的龍門及與龍門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帶。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極遁世思想，想來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這位曾經意氣風發、敢于針砭時弊的詩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門。這在他的《醉吟先生傳》中也有剖露：“棲心釋氏(釋迦牟尼)，通學小、中、大乘法。”太和6年，他的至交、詩人元稹去世，他用為元稹撰寫墓志所得六七十萬錢的筆潤，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臨終之前，遺囑“葬于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后人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選擇，將他葬于香山，并將其夫子自道、實為其晚年生活寫照的《醉吟先生傳》，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側。

　　這位本來入世甚深，志在匡濟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蘇州刺史等地方官時體恤民情、政績卓著的大詩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獨善其身”了呢？

　　我們來看他在退隱洛陽后寫的一首詩：“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事，耳里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讀這樣的詩，我們自然會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聲而已，他把這顆恤民之心，吐在了貫穿龍門的伊水之上。

　　龍門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處被稱作“八節灘”、“九峭石”的險灘，礁石猙獰，水流湍急，水道經常阻塞。船筏過此，常常翻船、擱淺。因此，即使在數九寒天，船夫筏子們也得光著身子，赤腳下水拉船推筏。常來香山寺的白居易，耳聞目睹，深為同情，憂慮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兩年，他傾注自己的財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開通了八節險灘。這位寄情山水的詩人，終歸未忘民瘼。但是，從他晚年留下的詩篇來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門的詩人，已經和“中隱”以前那個意氣風發、敢于針砭時弊、仗義執言的白居易拉開了很大的距離。“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龍門下作》)“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且共云泉結緣境，他生當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絕》)他這個時期的詩作，大率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詩風，可煙火氣明顯淡化了。

　　我們從他當諫官(元和3年白居易遷升左拾遺)時期所作《秦中吟》、《新樂府》中讀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擊權貴和政治弊端的詩篇，從《有木》那組寓言體中讀到的那些諷喻詩，在他晚年的詩作中，幾乎消失了。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新樂府》)似乎退出了他的視野。

　　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諸如：抨擊權貴的“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秦中吟·傷宅》);憤慨于權貴窮奢極欲而百姓陷于絕境的“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輕肥》);揭露豪門“貴有風雪興……醉暖脫重裘……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秦中吟·歌舞》)，這樣一些振聾發聵的浮世繪式詩作也和他一起退隱。《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那種悲辛之嘆已經絕響。環境變了，心情變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馬青衫濕”之淚，那是弄錯了時空。應該說，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這“不幸”，是從文學史的角度說的，是千載而下的讀者的不幸。

　　當然，對古人，我們不能苛求。由于歷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詩作上的不足，并未影響他在中國詩歌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位“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大詩人，已憑其大量的杰作，在詩壇上托起一個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詩作，對中國、特別是對他選擇終老的洛陽來說，也不失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學遺產。伊水有幸，它兩岸的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納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進入21世紀時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我曾去洛陽參觀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時候墓園荒蕪，記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塊刻著《醉吟先生傳》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陽，看過龍門石窟后，特意重訪白墓。墓地已擴大成占地40多畝的“白園”，和龍門石窟隔伊水遙遙相對，構成一幅意涵豐厚的文化風景。在白園，我留意到兩處景點。一處是“樂天堂”。堂門兩邊一副對聯，左為：“西湖筑白堤，龍門開八灘，倡樂府，詩諷諭，志在兼濟天下。”右為：“履道鑿園池，香山臥石樓，援絲竹，賦青山，樂于獨善其身。”把詩人“中隱”前后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道路都照應到了，而堂內的那尊詩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兩種情態：身處園池，目接山水，一副閑散氛圍;而一手扶地，表情肅穆，又透出憂國憂民之情。而在南北兩道詩廊中陳列的中國書法家和日本書法家所書碑刻，則多為詩人憂國憂民如《賣炭翁》、《杜陵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樣一些名詩佳句。以白居易的詩眼，歷史的評價、歷史的選擇應該是他生前可以預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選擇，我們只能抱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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