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夜箏》賞析

　　《夜箏》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這首詩寫的是樂妓夜間彈箏的情景。下面小編整理的白居易《夜箏》賞析，希望大家分享閱讀。

　　夜 箏

　　白居易

　　紫袖紅弦明月中， 自彈自感闇低容。

　　弦凝指咽聲停處， 別有深情一萬重。

　　鑒賞：

　　這是一首寫音樂的小詩，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已經洋洋灑灑地將琵琶演奏的動人效果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首七絕同樣繪出了音樂之美。“紫袖”、“ 紅弦”，分別是彈箏人與箏的代稱。以“紫袖”代彈者，與以“皓齒”代歌者、“細腰”代舞者(李賀《將進酒》：“皓齒歌、細腰舞”)一樣，選詞造語甚工。“紫袖紅弦”不但點出彈箏者的樂妓身分，也表現出其修飾的美好，女子彈箏的形象宛如畫出。“明月”點“夜”。“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倘如"舉酒欲飲無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歡"的。讀者由此可以聯想到潯陽江頭那個明月之夜的情景。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為四句一首的絕句，實在叫人無從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自己這一首《夜箏》詩，無疑提供了一個很精妙的縮本。

　　“紫袖”、“紅弦”，分別是彈箏人與箏的代稱。以“紫袖”代彈者，與以“皓齒”代歌者、“細腰”代舞者(李賀《將進酒》：“皓齒歌、細腰舞”)一樣，選詞造語甚工。“紫袖紅弦”不但暗示出彈箏者的樂妓身分，也描寫出其修飾的美好，女子彈箏的形象宛如畫出。“明月”點“夜”。“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倘如“舉酒欲飲無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飲”的。讀者可以由此聯想到潯陽江頭那個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寫到彈箏。連用了兩個“自”字，這并不等于說獨處(詩題一作“聽夜箏”，儼然就有聽者在)，而是旁若無人的意思。它寫出彈箏者已全神傾注于箏樂的情態。“自彈”，是信手彈來，“低眉信手續續彈”，得心應手;“自感”，則見彈奏者完全沉浸在樂曲之中。唯其“自感”，方能感人。“自彈自感”把演奏者靈感到來的一種精神狀態寫得維妙維肖。舊時樂妓大抵都有一本心酸史，詩中的箏人雖未能象琵琶女那樣斂容自陳一番，僅“闇低容”三字，已能使人想象無窮。

　　音樂之美本在于聲，可詩中對箏樂除一個籠統的“彈”字幾乎沒有正面描寫，接下去卻集中筆力，寫出一個無聲的頃刻。這無聲是“弦凝”，是樂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無聲是“指咽”，是如泣如訴的情緒上升到頂點所起的突變;這無聲是“聲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為與聲情攸關，它才不同于真的無聲，因而聽者從這里獲得的感受是“別有深情一萬重”。

　　詩人就是這樣，不僅引導讀者發現了奇妙的無聲之美(“此時無聲勝有聲”)，更通過這一無聲的頃刻去領悟想象那箏曲的全部的美妙。

　　《夜箏》全力貫注的這一筆，不就是《琵琶行》“冰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一節詩句的化用么?

　　但值得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筆墨，是對琶樂本身繪聲繪色的鋪陳描寫，而《夜箏》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襯的描寫。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劉熙載說：“絕句取徑深曲”，“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背面、旁面，須如睹影知竿乃妙。”(《藝概》)尤其涉及敘事時，絕句不可能象敘事詩那樣把一個事件展開，來一個鋪陳始末。因此對素材的剪裁提煉特別重要。詩人在這里對音樂的描寫只能取一頃刻，使人從一斑見全豹。而“弦凝指咽聲停處”的頃刻，就有豐富的暗示性，它類乎樂譜中一個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讀者對“自彈自感”內容的豐富聯想。詩從側面落筆，的確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