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詩欣賞

時間：2025-06-14 07:26:09 賽賽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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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詩欣賞

　　《溪中早春》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五言古詩，出自《全唐詩》。詩里寫的是終南山溪中的早春的風景。以下是小編分享的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詩欣賞，歡迎大家閱讀!

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詩欣賞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盡①，陰嶺留殘白②;

　　西澗冰已消③，春溜含新碧④。

　　東風來幾日，蟄動萌草坼⑤;

　　潛知陽和功⑥，一日不虛擲。

　　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

　　一坐欲忘歸，暮禽聲嘖嘖⑦。

　　蓬蘺隔桑棗，隱映煙火夕;

　　歸來問夜餐，家人烹薺麥⑧。

　　【注釋】

　　①南山：即終南山。在今陜西省西安市南。

　　②陰嶺：朝北的山峰。山南稱陽，山北稱陰，故名。

　　③西澗：即渭水。

　　④溜：春天山上冰雪溶化，注入山川河流中的水。

　　⑤蟄(zhé折)動：潛藏在土中過冬的蟲類，從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萌草：草木破土發芽。坼(chè撤)：裂開(草木發芽)。

　　⑥潛知：默默地領會。陽和：和暖的春氣。

　　⑦嘖嘖：象聲詞，鳥鳴聲。

　　⑧薺(ji季)麥：把薺萊與麥飯煮在一起吃。

　　【白話譯文】

　　翻譯之一：終南山上的雪還沒有完全消融，山陰還殘留著片片白色。渭水的冰已經開始融化了，融化的雪水從山上一路含著新綠注入渭水之中。東風吹來不過幾日而已，潛藏起來過冬的蟲類就從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而草木也開始破土發芽了。和暖春氣化育萬物，真是一天也不虛度啊。真是喜歡這天氣帶給人的絲絲暖意， “我”輕輕地拂拭溪邊的青石。一坐下來就忘了回家的時間，直到晚歸的鳥兒嘖嘖鳴叫著把“我”從沉醉中喚醒。透過稀疏的籬笆以及桑樹與棗樹隱隱地看見夕陽中的炊煙和灶火。“我”慢慢踱回家中問一聲今晚吃什么飯啊，家人回答：薺菜煮麥飯!

　　翻譯之二：春天剛來，南山雪還未融盡，在山的背陰處還留些殘雪。但是春天的溫暖已經顯現，溪澗的冰已融化，消解，流水潺潺。春風吹拂，滿山嫩草萌發，小蟲子也已開始活動了。“我”知道“一年之計在于春”這個道理啊，所以，對于大好春光一天都不想浪費。“我”喜歡暖暖的春日天氣，來到溪水邊，輕輕觸摸溪邊的石頭，坐下來好好欣賞春光無限，都忘記回家了，傍晚禽鳥歸巢，叫聲傳來，這難道不是人間仙境嗎?

　　【創作背景】

　　這是元和七年(812)或八年春初作者居住在渭村時的作品。元和六年，其母陳氏不幸去世，詩人居渭村三年有余。這期間收入甚微，貧病不堪。然而，大自然的恩賜是無限的，有時詩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也能感到暫時的快慰，享受到遠離塵世的寧靜。

　　這首《溪中早春》正是通過對春天大自然的溫暖、美妙的刻畫，體現了審美關系中人與大自然的和諧融洽。

　　【賞析】

　　此詩首四句描繪早春的景色，由遠及近，由大及小。題目是《溪中早春》，卻說“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是從雪景著筆。雪本是冬天的景致，然用“未盡”來修飾之，則已透露出春天的氣息。冬去春來，氣候轉暖，冰融雪化，所以山嶺上已見不到大片的積雪，但是春天的溫暖尚未足以完全消融殘雪，那朝北的山坡上還星星點點地殘留著淡淡雪片。這正是早春的氣候，是春天的溫暖與冬天的嚴寒短兵相接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跡。這兩句雖是漫不經意寫來，卻緊扣“早春”二字。下二句則是承“溪中”而發。“西澗冰已消，春溜含新碧”言渭水的冰塊已經消融，山溝里淙淙流水中已經孕育出碧綠的生機。詩人抓住殘雪、冰消、新碧幾個極富典型意義的意象，鏡頭由遠及近，僅用四句話就將一幅“溪中早春”的畫面展現在讀者面前，含蓄雋永，耐人回味。《唐宋詩醇》評此詩“通首寫早春之景，一結言外有情，悠然不盡”，正是領略到個中妙處。

　　面對如此佳妙的早春氣象，詩人感嘆那僅僅吹了幾天的春風，就使那冬眠的昆蟲蘇醒過來，稚嫩的小草破土而出，陽春化育萬物，真是一天也不虛度。詩人捕捉自然界氣候萬物的瞬息變化，默默領會著大自然的偉大。這二句抒發哲理與前面的描繪相呼應，可謂理從景出，景中含理，二者自然融會，并無絲毫空講道理、要發議論之處，加深了讀者對早春季節特征的理解。

　　詩人的心靈是最敏感的，他最先感受到人世間一切繁雜事物變動的征兆，也最先察覺到自然界每一絲細微的變化。也許他受夠了嚴冬的折磨，很早就期待著溫暖春天的到來，所以一旦等到春風吹拂，冰消雪化，溜含新碧的時節，他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門，來到大自然中，感受這春天的溫暖。“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二句把視角從南山殘雪、西澗春溜轉到了詩人自身的刻畫上，他似乎是一個愛嬉戲游玩的孩子，在明媚的春光中，高興地撫摸著小溪邊的石頭。“拂”字用得極形象傳神，活現出詩人喜悅之極，深深體會到春光美的神態。他覺得春天太美了，以至流連忘返，長時間沉浸在無邊的遐想中。審視著傍晚嘖嘖鳴叫的飛禽，他的心靈在靜觀中得到了純然的寧憩。

　　詩的最后四句粗看似與主題了無相涉，其實不然。據說漢代張仲尉的居處，蓬蒿沒人， “蓬蒿隔桑棗”引用這個典故是借喻作者的清貧，與下句聯系起來看，又表現了一種初春寧靜的氣氛。查慎行說這兩句很象陶淵明的詩句(見《白香山詩評》)，頗有眼力。至于“歸來問夜餐”則顯示出詩人游春歸來興致勃勃的神態，他玩得太盡興了，所以一回來就吵著要吃飯。而家人奉之以薺麥，亦是清素家庭的普通食物。這些都顯示出作者雖處在貧病不堪的環境中，也能游離于世俗之外，在自然美中得到了精神慰藉。

　　全詩表現了初春的一種靜謐氣氛，然靜中有動，處處使人感到那春天的腳步正悄悄而來。詩的語言樸素自然，寫景、敘事與抒情三者猶水乳交融，有機地結為一體，體現了作者對大自然的敏銳感受，洋溢著詩人對早春的愛戀之情。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后遷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和元稹并稱“元白”，和劉禹錫并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為官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后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后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游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和勞動進行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問劉十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干燥的時候.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諭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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