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故鄉(xiāng)》中的母親

　　《故鄉(xiāng)》是魯迅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寫成的一篇小說，其中的人物，除水生之外，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母親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母親。

　　據(jù)一些回憶資料來看，魯迅的母親實在是一位不平常的中國婦女。她雖然也是生長在禁錮重重的封建社會里，卻不象一般舊式的家庭婦女那樣懦弱和蒙昧。她性格堅強，有毅力，思想也比較開明，常常關(guān)心社會時事，有鮮明的是非愛憎感情。更可貴的是，她由于出身農(nóng)村，對貧苦的農(nóng)民，一貫是同情的。據(jù)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同志回憶說：“母親是從農(nóng)村里來的，絲毫不沾有瞧不起農(nóng)民等勞動者的思想習慣，當然也給魯迅很大的影響。”魯迅自己也說過：“我母親的母家是農(nóng)村，使我間或和許多農(nóng)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著壓迫，很多苦痛。”他還說：“比較起來，我還是關(guān)于農(nóng)民，知道得多一點。”的確，魯迅那樣了解農(nóng)民，同情他們的苦難，這里面，母親從小給他的教養(yǎng)和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魯迅敬愛自己的母親，對她堅毅的性格，良好的品德，是很了解的。他后來還這樣說過：“我的母親如果年輕二三十年，也許要成為英雄呢。”他的筆名中的魯字，就是從母親的姓而來的；這也可以看出他對母親的敬重之情。在他的一些散文、小說中，多次寫到的第一人稱“我”的母親大都是以自己的母親為模特兒；在《故鄉(xiāng)》這篇小說里，更是根據(jù)真切的生活感受，塑造了母親這一感人的形象。

　　《故鄉(xiāng)》著重寫了第一人稱的“我”，與農(nóng)民閏土之間的真摯友情，以及這友情的被“隔絕”；描寫閏土從一個天真、活潑、可愛的農(nóng)家少年，經(jīng)過２０年困苦生活的折磨，成了一個“木偶人”。“我”對閏土的遭遇和處境是寄以深切的同情的；對失去的友情感到萬分惋惜和悲哀。“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始終堅持在思想感情上與貧苦農(nóng)民保持“一氣”，而且“因為要一氣”，便“辛苦輾轉(zhuǎn)而生活”著，雖然歷盡艱辛而始終不悔，并且深信會有更多的人走上這光明、至善的“路”。

　　在小說中，母親便是作為與貧苦農(nóng)民保持著深摯友情的，這樣的一個“我”的思想性格照應和補充出現(xiàn)的。當然，作為短篇小說中的一個陪襯人物，作者并沒有單獨安排什么重要的情節(jié)、場面來寫她；只是在描述“我”回鄉(xiāng)遷家，與好友閏土見面的故事中，自然熨帖地穿插了對母親的描寫。

　　且看，母親是這樣出場的：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著出來了，接著飛出了八歲的侄兒宏兒。

　　這里，表面看是平淡無奇的，細心體味，卻是對出現(xiàn)在具體環(huán)境中的人物性格，作了準確、生動的表現(xiàn)。因為母親早已從書信中知道“我”“到家大約日期”，到時便留心注意。當遠離膝下的兒子一出現(xiàn)在她的視野，立即老遠地迎出去。“早已迎著出來了”，——真切地顯示了母親盼子之心。八歲的侄兒“飛出”來。這一動作，一方面表現(xiàn)了宏兒的活潑、機靈，增加了畫面的動的氣氛；另一方面，也襯托出母親的細心、專注，以及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產(chǎn)生的敏捷。

　　接著寫了母子的見面：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著許多凄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

　　闊別多年的愛子遠道歸來，母親當然是高興的；然而，面臨著由于家道中落以至賣屋搬家的困境，內(nèi)心不免產(chǎn)生“凄涼”。但在母子最初會面的時候，母親想到要將“凄涼的感情”藏在心底，不能表露出來，以免引起兒子的感傷。可見，母親對兒子是多么關(guān)懷、體貼，考慮得多么細心、周到；而對她自己，又多么善于克制。母親心緒的微小波動，唯有做兒子的能那樣敏感到。作品這樣寫，很切合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還有，“教我”“坐下，歇息，喝茶”，這連用的三個最平凡、普通的動詞，用來表現(xiàn)和渲染這個母親與兒子見面時的心情，是再恰切不過了。——既然“不談搬家的事”，那么，該談什么好呢？在這樣的境況下，談別的任何事情，心里都不踏實的；急不擇言中，只好拿一般人見面時的寒暄，沒有任何深意的套話來說了。“言為心聲”，這三個平淡的動詞，用在這里，卻準確、微妙地表現(xiàn)了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

　　按常情，如果是性格懦弱，慮事不周的舊式家庭婦女，處在這樣的境況下，必定會馬上提起搬家的事，而且會擺出一大堆煩難的問題交給兒子去處理。然而，這這位母親不是這樣；談到搬家，她卻這樣說：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

　　種種困難的事情，母親都一手處理了，一點兒不用兒子操心。多么能干、操勞，多么堅強而又慈祥的母親啊！

　　以上，真切地寫出了母子之愛，寫了處于生活困境之下，相濡以沫的母子情。以此作為鋪墊，小說又進一步寫了母子兩人對貧苦勞動者的“誠和愛”：

　　還有閏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jīng)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是母親首先這樣提起閏土，可見這貧苦勞動者在母親心中所占的分量。其實，早在“我”的少年時代，母親就樂意讓“我”跟農(nóng)民的孩子交朋友的。有一年，當“我”得知“能裝弶捉小鳥雀”的閏土要來，“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閏土也就到了。”“我”急切盼望閏土的心情，母親早就看在眼里。“閏土來了”，這消息首先就是“母親告訴我”的。可見，母親對貧苦農(nóng)民，真是“絲毫不沾有瞧不起的思想習慣”；她不僅自己是這樣，而且愿意自己的兒子也是這樣。

　　兒子在外２０余年，母親照樣與閏土保持親密、友善的交往。這一點，雖然沒有（也沒有必要）具體寫出來，但讀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且會充分相信的。如果母親不是這樣，閏土便不會常到“我”家來，也不會“總問起”“我”，“很想見一回面了”。且看，當閏土與“我”見面，稱“我”為“老爺”時，母親連忙勸止道：“啊，你怎么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么？還是照舊，迅哥兒。”

　　按說，在那等級森嚴，爾虞我詐的封建舊社會里，人們習慣于拿經(jīng)濟地位占有財產(chǎn)的多寡來衡量人，看待人的。“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句話，的確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人待人處事的態(tài)度和心理。但是，對于這樣惡劣的世道人心，母親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她明明知道閏土一家的“景況很不如意”，眼看到“由于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了”；對這樣一個掙扎在饑餓線上的貧苦農(nóng)民，母親一點兒不嫌棄，不見外，而且真心誠意地關(guān)懷、同情。譬如，對家具的處理，母親就認為：“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盡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的選擇。”

　　我認為，《故鄉(xiāng)》的主題是表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誠和愛”的。早在日本留學的時期，魯迅與他的摯友許壽裳共同深討過“中國民族性”的問題；曾經(jīng)認為“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后來，１９１８年，在與許壽裳先生的通信中，又談論到如何救治國民性的愚弱；魯迅曾說過：“來論謂當灌輸誠愛二字，甚當。”我想，《故鄉(xiāng)》就是為了向人們“灌輸”“誠和愛”的一篇力作。

　　詳盡地講析母親的性格特點，以及她對烘托主要人物，深化主題思想中的作用，這樣，對于理解《故鄉(xiāng)》主題的深刻性及其教育意義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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