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曹植七步詩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曹植七步詩的兩個版本。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曹植七步詩質(zhì)疑，希望對你有幫助。
其知名度和影響力遠(yuǎn)遠(yuǎn)超過曹植的其他著作，甚至超過了魏晉時期其他知名文人的著作。但如果從這兩個版本認(rèn)真分析，無論從字?jǐn)?shù)、結(jié)構(gòu)還是思路都有很大的差距。一個人在命懸一線的時刻怎么會作出如此反差的救命之詩？歷史上有沒有七步詩？如果有，這兩個版本哪個是真實的？七步詩是不是真正的現(xiàn)場之作？
關(guān)于七步詩的最早記載是在《世說新語.上卷下.文學(xué)》：“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yīng)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世說新語》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小說”的代表作，為言談、軼事的筆記體短篇小說，作者南朝臨川王宋劉義慶(403—444年)。據(jù)華東師范大學(xué)魏世民教授考證，該書成書于宋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間(432-444)，而七步詩的故事發(fā)生于魏延康元年（220年），相差220年左右。而在此之前陳壽(233—297年)的《三國志》（280年開始著）以及其他三國史料卻沒有相關(guān)記載。經(jīng)史家考證，《三國志》可信度遠(yuǎn)遠(yuǎn)高于《世說新語》。在先史冊沒有記載而在后的生活言談、軼事小說記載了這一事實，真實性欠缺。其可疑一也。
《三國志》是正史，《世說新語》為野史，一般來說，正史所記史事皆國家大事，所記之人皆為對社會有較大影響之人，而野史一般記載不為正史所重視之傳聞、軼事，但野史所記之事并非完全都是傳聞，許多來自民間和地方檔案，同樣具有較高史料價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史之不足。從這個角度說，正史沒有記載的史事野史中加以記載，同樣具有真實性。但與劉義慶同時代的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他一方面考證了陳壽史料的真實性，另一方面補充了許多陳壽所沒有引用的史料，其中《世說新語》中的許多軼事，在他的注文中都得到證實，但唯獨沒有提及曹植七步詩的事情。是他們在思想上都認(rèn)為曹植七步詩的史料價值太低不值得記載，還是根本就沒有這么會事？如果確有其事，裴松之連“（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xué)，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dāng)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后也。”這樣的小事都加以記載，而七步詩這樣的大事卻沒有絲毫提及，難道僅僅是他的疏忽嗎？其可疑二也。
《三國志》沒有為曹植立傳，可能是因為曹植與曹丕的關(guān)系問題，歷史上被皇帝不看好的臣子一般來說很難進(jìn)入正史，即使進(jìn)入了，對其評價也很不公正。作為逆臣的曹植不能進(jìn)入與其同時代的陳壽眼中專門列傳很容易理解，不記載七步詩更容易理解，但作為與其相差了229年的裴松之在320805字的注中只字未提七步詩就很難理解（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裴奉宋文帝命完成對《三國志》的注釋）。作為名氣高于建安七子的曹植，有如此名動天下的事件和名作，在一個正直優(yōu)秀的史家面前，不可能只字未提。其可疑三也。
七步詩是在“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的情勢下作出的。按理說，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不是大庭廣眾之下人人可見之事，更不是可以用文件加以記載之事。這樣極少人可見又沒有文字記載的事情，得以進(jìn)入大眾視野的途徑只有言傳。而在場的臣子有誰敢于將皇帝所做的不光彩之事公諸于眾？除非其真正想全家找死。另外，就算有知情人將事實真相傳給了其后人，其后人在晉代魏后向社會進(jìn)行了公布，其原始性和可靠性又有多大？其可疑四也。
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在曹丕逼曹植作了七步詩后，他們的母親武宣卞皇后出面進(jìn)行了干預(yù)，“帝深有慚色”而免了曹植的死罪。但曹丕并不因此放過他，除了對其加強(qiáng)監(jiān)視外，還時時派人責(zé)難他，“又植以前過，事事復(fù)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fā)疾薨，時年四十一。”假如羅貫中的這一記載是真實的，那么武宣卞皇后和曹植同是在場人，也是可以將此事傳之于世的人之一。但作為待罪之身的曹植，在生命都無法保障的形勢下，絕不可能將此事公之于眾，除非其活得不耐煩了。就算他真正不想活了，他首先應(yīng)該想到的是將這一大作收入其著作集中，但遍觀《曹子建集》及建安諸子文集，根本找不到曹植這篇大作。另外，武宣卞皇后早不干預(yù)晚不干預(yù)，恰恰在曹植一作完詩就干預(yù)，時間點上太過牽強(qiáng)、太過藝術(shù)化和戲劇化。再則，就算武宣卞皇后將此事傳了出去，最多也就流傳在宮中，即使后來流傳到了社會，也就是兄弟相煎的事實而不大可能是詩本身，因為情急之下的人對生命的關(guān)注遠(yuǎn)遠(yuǎn)大于其他，武宣卞皇后在情急之下竟然將這么深奧的詩準(zhǔn)確無誤地記了下來，這完全有悖常理。再則，就算武宣卞皇后真正將這么深奧的詩給記下來并傳給了身邊的人，她身邊的人又有幾個能夠理解并原封不動地傳向了社會？其可疑五也。
從傳世的七步詩的`兩個版本可以斷定，其中一個最少是修改后形成的。從體例看，六句版本基本符合魏晉時期文化風(fēng)格，從詩句意思和嚴(yán)謹(jǐn)度來看比較符合緊迫形勢下的情急之作。四句版本無論從體例、文風(fēng)、遣詞、音韻等都具有唐宋風(fēng)格。所以可以斷定，四句版本應(yīng)該是后人按照當(dāng)時的詩體對六句版本的修改與深化，以更加突出詩的藝術(shù)性與鑒賞性，從而成為今天眾所周知的七步詩基本版本。這一事實恰恰更加證明：后人既然可以將一首詩變成兩種版本，劉儀慶為何就不能針對曹氏兄弟相煎的事實編造這么個藝術(shù)性的東西以豐富《世說新語》的故事內(nèi)容，或者道聽途說地將這一事實當(dāng)成了真的事實而錄入《世說新語》。同時，就算七步詩真是曹植在命懸一線的情形下現(xiàn)場逼出來的，從他對當(dāng)時自己所處的境況，以及《世說新語》“應(yīng)聲便為詩”的記載可以判斷，很有可能是他為了防范曹丕的陷害而在心理上早就作好的準(zhǔn)備，到了這時特意裝模作樣地拿出來糊弄曹丕，以保全性命。世人只從表面現(xiàn)象上看到其聰明的一面，而忽視了其自保和作秀的一面，最后使其史冊形象更放異彩。
當(dāng)然，七步詩是不是曹植的真正作品，是不是在兄弟相煎的情況下形成的作品，無法證實。以上論述也只是從現(xiàn)有的一些疑點加以判斷，不得認(rèn)真。但其無論是否真實，有這么個作品存在比沒有要好得多。它即豐富了我國文化寶庫，更活躍了我們的文化生活。曹植還是曹植，并不能因為這首詩的真?zhèn)味绊懰麑χ袊幕呢暙I(xiàn)。只要我們以一個平常心去正確對待歷史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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