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創作之路散文
從小聽了不少故事，上小學又讀了不少課外讀物，因此對文字有了興趣，所以，上初中時就有了創作欲望。
大約是1957年上初二時，一次作文課，老師讓寫一篇自命題作文，我就把村里一位失去一條腿的榮譽軍人和一位姑娘自由戀愛，遭到家庭強烈反對，最終終成眷屬的素材，寫成了近萬字的小說《義山和苗子》，一本作文本全用完還加了附頁。老師說，這是他當語文老師以來看到學生最長的作文。
還有一次能稱得上“創作”的是1958年的“七一”詩歌朗頌會。“七一”前夕，學校發出通知，為了慶祝建黨37周年，學校決定在7月1日全校舉辦一場“慶‘七一’詩歌朗頌會”，要求師生踴躍參加。
通知發出后，各年級的班主任都召開了班務會，發動學生創作詩歌參賽，并把這次活動提到這是對黨感恩的政治高度來認識。我們一級三班的班主任董瑞洲老師，還特地叮囑我：要努力寫出一首好詩，為班級增光。
那段時間，課余和早晚自習時，同學們都在苦思苦想搞創作，都想一展身手。當然我也不例外，同樣陷入創作的思索中。寫啥呢？
我想到：這年的6月，我們學校按大煉鋼鐵指揮部的指令，停課到南海淘過鐵砂，運鐵砂我又到過煉鐵廠，那爐煙滾滾，人喊馬叫的氣象，讓我這個沒見過世面的農村孩子大開了眼界！
想到了這些，我決定用詩歌的形式把這段生活及感受抒發出來。經過幾天的思考推敲，我終于創作出長篇敘事詩《吼叫吧，海嘯！》。
朗頌會選在“七一”的晚上。那晚，月朗星稀，微風輕拂，是個難得的好天氣。那時學校沒有大禮堂，近千名師生坐在操場上，三盞汽燈照得操場瓦亮瓦亮。正式開場前，各班互相拉歌，你班唱過他班唱，會場已是一片熱烈。“慶‘七一’詩歌朗頌會”正式開始后，被選中的近40名同學按順序陸續登場，個個精神飽滿激情昂揚，其詩文充滿了對黨的感激與頌揚，博得了臺下陣陣掌聲。但其詩歌大都很短，只八句或十幾句。也有較長的敘事詩，都是歷數從黨的誕生后率領全國人民經過的革命歷程。但是這些詩歌，幾乎是千篇一律，使人有抄襲感。只有我是把黨的偉大與英明融進了南海淘鐵砂與大煉鋼鐵場面的感受之中。年代已久，已記不清具體的詩句了，只記得每節開頭都是：“吼叫吧，海嘯！請你大聲宣告——”，每節讀完，都贏得一片掌聲，當全詩朗頌完后，臺下是掌聲雷動，真如吼叫的海嘯，經久不息！由此激動得我夜不能寐。
事后，我這首長詩還被學校板報組抄在黑板上，向全校展示了很長一段時間。使我的“作品”第一次有了不少讀者。
真正開始創作是我到了北大荒當了漁工以后的1962年。一天，弟弟拿著一張《佳木斯日報》，把他寫的一篇題為《徒工日記》的豆腐塊大小的文章，賣弄地讓我看，于是引起了我也想試試的念頭。不想歪打正著，我寫的第一篇反映漁村婦女生活的小小說《妻子的秘密》，就被《合江農墾報》副刊采用了。初試的成功，像熱鍋上撒了把咸鹽，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下網劃船歸來，在網房子里，伴著昏暗的馬提燈我不停地寫著，又有《王大嬸》、《漁工的夜晚》及兩首小詩等陸續發表，但大多數稿子都石沉大海。那時我就領教了創作的個中滋味。不久“文革”開始了，霜打雪壓，文學這朵花朵枯萎凋零，我也解除了案頭之苦。
那時，家庭經濟又比較困難，我在修造廠當車工，上夜班。有了時間得上山搞副業，采中藥、采猴頭蘑菇、揀橡子；冬天摘冬青、揀燒柴，能抽出搞創作的時間實在不多。晚上搞創作，又受居住條件的限制。每當夜晚，一家六口躺滿一炕，哪有個可供創作的清靜地方？所以，那時我寫稿子，大多是在被窩里趴在枕頭上寫的。
就是在被窩里搞創作也要受到限制。冬、春、秋問題不大，因為家人已養成了在燈光下照睡不誤的習慣。但一到夏季就不行了，因為北大荒的蚊子小咬多，亮燈時間一長，討厭的小咬會無孔不入，飛滿一屋，攪得全家不得安生。所以，那時我最討厭夏天。
記得1982年夏天，我構思了一篇小小說，“腹稿”都打好了，就是沒有機會寫下來。一天晚飯時，我把小說的內容對妻子講了一遍，她聽后說：“這篇東西挺有趣的，你應該寫下來。”其實我等的就是她的這句話，便故意為難地說：“可進小咬怎么辦？”她想了想說：“豁出今個晚上了，不過你得抓緊點。”
那天晚上我寫到半夜時，抬頭一看，我的天！雪白的天棚上爬滿了黑壓壓的小咬。看看被小咬咬得不住滾動的孩子，我真有點過意不去了。妻子終于爬起來說：“快別寫了，咬得人實在沒法睡了。”我還有個結尾沒有寫完得堅持一下，便說：“聽人家說，端盆水用笤帚一劃拉，小咬就掉在盆里了。來，咱試試。”于是，我端著水盆，妻子就在天棚上劃拉開了。一不小心，我把盆里的涼水，觸到了熾熱的燈泡上，只聽“嘭”地一聲！水花四濺，燈泡爆炸了！黑暗中，孩子哭，大人叫，亂作一團。好在沒傷著人，只是虛驚一場。
妻子一個勁地叨咕：“不要再寫了，咱又不是創作的料，再窮也不差那點稀湯寡水的稿費。”
我也捫心自問：已是半百之年了，遭這個罪，何苦呢？
多年來，我就是這樣悔而不改，苦巴苦熬地堅持創作下去，在編輯老師的精心指導下，也發表了一些東西，也自覺好像摸到了點創作的門路，便鼓足勁兒想繼續大干下去。
沉夢終于驚醒。
1990年初春，我剛剛放下手中起草的`《場長工作報告》，便應邀參加《北大荒文學》編輯部在佳木斯市舉辦的筆會。參加這次筆會的作者中，屬我年齡最大，因此倍受編輯們的優待，特地給我一間清靜的辦公室，讓我潛心寫作，出盤“好菜”。我也絲毫不敢怠慢，足不出戶，整整把自己禁閉了三天。可三天后當我重新拿起苦思苦想創作的所謂小說時，我吃驚地發現，那完全是一堆語言垃圾。惶感、苦痛中，我終于大徹大悟了：藝術的圣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足的，像我等之輩，在圣殿門前溜達的份兒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心情反而舒暢了，無憂無慮地逛了一天大街。
編輯老師聽說我遇到了困難，過來勸我：寫不下去不要硬寫，硬寫寫不出好作品，先把素材放下，燜一燜，等成熟了再寫。
心想：燜什么燜，我下定決心知難而退，從此洗手不干了。
可是，文學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沾了它的邊，苦也好喜也罷，你只能永遠臣服于它。筆會歸來，飯后茶余，我仍然像被一根無形的繩子牽引著，走進己是今非昔比的辦公室，創作著、痛苦著。當年那篇我寫不下去的小說素材，我一“燜”就燜了9年，終于在1999年寫成了4萬字的中篇小說《西伯利亞風暴》，發在當年《北大荒文學》第四期上。
可更多的時間是，煙缸里的煙蒂小山似的堆集起來，面前的稿紙卻是一塵不染。
苦惱中，有時偶然抬起頭來，瞅瞅墻上那面題詞：“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的懸鏡，竹影婆娑間（鏡中有竹的配景）顯現出一個禿頂、滿臉皺紋且一副受苦受難者的形象。
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
時至今日，已人到古稀，我仍在創作著，痛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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