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聲音優(yōu)秀散文
三姨去世后，我偶爾會夢見她。有時她隱隱約約的身影在夢中勿勿而過，我想跟上她，可剛邁開腳步，夢醒了；有時她在夢中對我微笑，那熟悉的笑容一綻開夜就不再黑了，夜不黑了，夢也就醒了；有時在夢里與三姨一起吃飯，可我剛要動筷，夢又醒了。
三姨的音容笑貌，我都懷念，但最懷念的是她的聲音，因為她跟我說過的話比媽媽說過的還多，然而在夢里我卻沒聽到過她的聲音。
三姨最后的聲音留在了幾盤磁帶里。那聲音于我是刻骨的銘記，是歲月在耳邊的回蕩，是她生命的留言。
記得三姨省吃檢用地買回了一個小錄音機，每當我們娘倆在家時候，她就拿出錄音機，說：“小宏，來，我說你錄。”那時的三姨已不再是原來那個美麗和英姿并存的健康女人了，而是一個有腦血栓后遺癥的病人。她右側身子完全不好使，走路時用左腿吃力地帶動右腿，吃飯做事都使用左手。由于右側臉部中風，說話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連貫，可就是這樣的聲音，字字句句，都錄進了磁帶，也錄進了我的心房，錄進了我的歲月。
給三姨錄音就像聽故事，她的故事很長，很多，也很苦，但也很美。
她的童年是在偽滿（滿洲國）時期日本刺刀下度過的。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人，她和家人藏在玉米地里，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從她的頭頂上掠過。她恨透了日本人，但她卻救過一個日本士兵。那是一個寒冷的三九天，天下著大雪，她看見一個年紀不大的日本士兵站在那兒凍得直哆嗦，腳上穿了雙破舊的單軍鞋，也沒穿襪子，腳指頭都露出來了。她看不下去了，把一雙白布襪子送給了他，那個士兵感激地直哈腰。解放后，三姨有幸上了幾年學，這幾年學，讓她有了很多思想，她說要改變。十八歲那年，她從礦區(qū)招工來到了城里工作，當年就入了黨。那時，她對工作、學習、生活充滿了激情，對眼前的一切寄予了美好的希望。然而病魔卻無情擊碎了她的希望，刮割著她的事業(yè)和身體，但卻始終沒有刮割掉她的愛和信念。
三姨結婚后，她丈夫?qū)λ舆B生兩個女兒十分不滿，并百般折磨和羞辱，她雖然很珍惜家庭，但面對歧視并未委曲求全。在那樣一個情感閉塞的年代，她在小女兒剛剛滿月就選擇了離婚。
多年來，她獨自帶著兩個女兒快樂地生活著。這快樂一直在表姐的影集里。我每次看表姐童年的照片，都嫉妒她們。三姨給她們照了好多好多像片，照片大多是姐倆或娘三的合影，每張照片姿態(tài)各異、笑容燦爛。照片雖然都是黑白的，也都只有一二寸大小，但它們卻不斷被時光著上了濃濃的色彩，不斷被記憶放大到了極致。
三姨也領我照過像，最精典的是她給我剃個男孩子寸頭后照的那張。照片上我噘著嘴，表姐說我是因為給剃了男孩頭不高興才噘嘴的。雖然當時的情景我都不記得了，但每每看到這張照片，看到三姨那美麗、自然、溫馨的笑容，看到她身旁的那個“小男孩”，我就想我要是男孩子該多好，那樣我長大了就會有力量保護三姨，有力量為她扺擋所有的困難。
有一年，遼源煤機廠剛建廠需要調(diào)入大批職工，很多人不愿意去，但三姨卻去主動報名去了遼源援建。三姨走了沒幾日，我天天嚷著要去三姨家，媽媽說遼源太遠了。我那時只有六歲，不知道太遠是多遠，只知道三姨離我很遠，我很想念她。后來三姨讓媽媽把我送到了遼源，我在三姨的身邊生活了兩年，那兩年是我童年最難忘的時光。
那時，三姨訂羊奶給我們喝。打吊瓶用過的葡萄糖瓶子每天早晨都會裝滿鮮羊奶準時地出現(xiàn)在門口。我最愿意聽三姨對我說：“小宏，把奶拿回來。”拿回奶后，三姨把奶倒進一個舊鋁鍋內(nèi)，開始熱奶，我在旁邊看。每次奶熱好了，倒在我碗里的總是最滿，而兩個表姐的卻很少。那時三姨還經(jīng)常帶我們看電影，電影散場我們都是走著回家，可每次我都耍賴不想走，非讓兩個表姐背我走，兩個表姐不愿意背也得背，因為三姨告訴她們必須換班背我；還有一次三姨沒在家，表姐要去剪頭，我非要跟著不可，到那后我說我也要剪，表姐就答應了，剪完后我一照鏡子就哇哇大哭，沖著表姐大喊：你給我剪的什么破頭，一路哭到家，見到三姨時哭得更歷害了，那次三姨把表姐狠狠罵了一頓。
在遼源的第二年，我到了上學的年齡。三姨說讓我在遼源上學，并為我準備好了上學用的東西。我高興極了。可當我穿著新衣服，背著新書包跟三姨到學校報名時卻被告訴由于戶籍關系不能上學。我又傷心極了。那年，我離開了三姨，回家上學了。
跟三姨一分開就是五年多，我很想三姨，也想過跟她再見時的情景，但從沒想過再見時會在醫(yī)院的病床上，更沒想過她會得那么重的病。
一天放學回家，媽媽跟我說：“你三姨回來了，一會帶你去看看。”還沒等我反過神兒，媽媽就急忙帶我走了。當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三姨時，我一下子就大哭起來，撲到三姨的床前。瞬間，所有的思念都被一種悲痛、驚愕和不解所替代，又是瞬間，淚水伴著思念淹沒了悲痛、驚愕和不解。我的哭聲讓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可它卻不能讓病魔沉默。三姨用她不太好使的左手握著我的手看著我，眼里流出了淚水，嘴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
三姨得了嚴重的腦血栓，大半身子不好使換了，也不能說話了。單位非常關心她的狀況，把她們一家又調(diào)回了老家。在單位、親人的照料下，她的.病情一天天好起來了，能走路了，也能說話了。從此，我開始了陪伴三姨的日子，三姨說我是她的拐棍兒。
從三姨有病到我上大學離開家的十多年，我一直是三姨身體和語言的拐棍，而三姨始終是我情感和思想的支撐。這支撐直到現(xiàn)在依然是那么有力，她讓我感知到了善良、堅強，信念、希望、感恩、愛和付出的力量。
三姨從生活能自理的那天起，就沒停止過做事情的行動，直到她生命結束的那一刻，一紙遺書宣布了她行動的終止。
三姨的遺書是她說我寫的，也錄進了磁帶里。那并不是她臨終前的匆忙之語，而是她很早就有的一種愿望。她的遺書只有兩件事：一是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留做黨費，二是把骨灰撒向大海。當工會領導打開三姨留下的紅布包時，他們看到紅布包里除了黨費，還有這些年來她給各地災區(qū)的捐款匯單，其中最多的一筆是為瀾滄江發(fā)大水的捐款，200元。三姨留下的這個紅包是她做為一個黨員對職責的堅守，也是她對黨對國家感恩的最高表現(xiàn)。
其實三姨這些年來所做的又豈止一個紅包可包得下。多年來，她頑強地鍛煉身體，她說身體好些就能給單位省些醫(yī)藥費，單位為她做得太多了，而她卻做得太少；她堅持好多年在廠門口義務給職工打氣，她說這個活適合她，既能鍛煉身體又為人們做點事；她還收養(yǎng)過討飯的流浪孤兒、救濟過很多有困難的人等。她的錄音開頭就說：我感謝黨，是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今天……
這些話在今天聽起來似乎有些唱高調(diào)，但那確實是一名黨員對黨的真誠表白，是一個普通人對于恩情的回音，這是一段逝去的光輝。
記得每次錄完音，三姨都囑咐我一句：把磁帶都放好了。不知是我把這句話忽視了沒把磁帶放好，還是我過于重視這句話，把它們放在什么隱蔽處了，直到現(xiàn)在，一共三本磁帶，我翻天倒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三姨的聲音成了遺失的聲音。
多少次我問自己，它到底遺失在了哪里？仰望星空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夜空中的星星，時常落在我的枕邊；面對大海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海面上的浪花，時常在夢中將我拍打；翻開照片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記憶的音符，時常在心中唱響。
如果有一天我在夢里聽到三姨的聲音，它一定是既熟悉又陌生，既親近又遙遠。它是我的永久的期待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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