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上緣散文

　　增上緣有兩類：一類是順緣，一切的合情合理；一類是逆緣，一切的煩惱惡劣。

　　寒假，曉斌在外上高中的兒子終于回到了家：

　　來到房間，看到他還再用手機玩游戲，我問他：“你怎么沒寫作業?”他說：“寫不完。”我給他講道理，他不僅不聽還嚷嚷著讓我走開。我很生氣，但我想到《教學勇氣》中講的，當出現矛盾，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忍耐”。于是，我強忍著怒火離開了。白天一整天，他不是用手機玩就是用電腦玩。我一直忍著，沒有發作。

　　“寒假游戲”的經歷大多家長有遇到，多是說教：家長高高在上，從空洞的老生常談開始，以不歡而散告終。久而久之，親子關系被扭曲，孩子虛與委蛇，不肯告知以實情，家長云里霧里，訴諸以更大的高壓。于是乎，親子之間演變為雙輸的貓捉老鼠的游戲。

　　曉斌的忍耐是對父子關系的重新認知，是把父子的聯系能力轉化為力量的開始。他的做法是放下父親的“尊嚴”向兒子道歉：“我沒有規劃好你的時間，才出現這樣的結果。”而兒子“昨天才知道要完成”的作業，晚飯后開始寫，不論是從社會學、心理學還是從歷史學方面看，這樣的行動自覺是已知者的身上留下求知者的記號。

　　新娟在群里回應。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大兒子上高中。她說自己的方法是給兒子寫信。寒假的三封書信，家長與孩子的共棲性顯而易見。我更愿意把曉斌或是新娟，對于兒子與自己關系的認知解釋為心靈感應，它不是孔子的“父父子子”，而是天然的生命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不被“分離”的教育所約束，而是親身處于疏于“管制”中，理解和接受這樣的現實：

　　二十幾天就這樣過去了，他已經習慣這樣沒有限制的玩。

　　我的童年充滿“玩”的記憶。爸爸手巧，會在塑料屏上繪不同的水彩畫，然后燒制在硬紙上。我用縫紉機把紙屏軋起來，貼在墻上、鋪在炕上，光光滑滑，五彩繽紛。那是我們好玩的“家”：跳舞、踢毽、剪紙、繡花、打毛衣、做針線，無拘無束。

　　按照巴伯的觀點，“歷史性的相互依賴的生物共同體”是一張包羅萬象的生物網照片，“玩”的孩子不是心智和物質的實體，而是父親生命的延續。如果用“恒河沙數”來指代這一延續，好比古人用沙漏計時，需要以“一沙一世界”的整一性視角，思考我們與這個世界存在的關系。

　　上初一那年，開始住校。每周回來，父親會給我做一瓶黃豆面醬，足夠一周早餐的量。他愧疚地告訴我，他不能給我更好的生活，他兜里只有“一分錢”。望著父親日漸蒼老的面龐，我知道他剛剛起步的生意遇到了麻煩，我為自己不能分擔而內疚。初中畢業，我報考了師范，雖然父親找過老師，給我改報高中，但我又偷偷改回來。錄取通知書領回來的那一天，爸爸躲在后院一車一車往田里送糞，我給他通知書他不看，我想幫忙推他把我推開。后來，他去了天津找大伯，大伯答應我去他的外國語學院當旁聽生。

　　師范開學那一天，爸爸乘公共汽車送我去學校。到學校才知，我不是英語班，而是普班。雖然我的英語成績全鎮第一，但名額被同班的男生擠占了。爸爸找到校長問緣由，成績單上他的成績是我的，我的成績變成他的“9”分。那年英語最高是50分，我得47分，那是第一次升學考英語。閱卷老師不相信這樣的成績是真的，用鉛筆撬開卷頭看名字。校長知道是我的成績，騎著自行車趕回學校報喜，還請我的英語老師吃了一頓。知道成績被“調包”，爸爸很鎮定，校長答應爸爸如果有學生退學就把我轉到英語班。爸爸將信將疑，沒做任何爭辯。父親有指望我能去外國語學院旁聽，但當院長的大伯突然離世，事情泡湯了。

　　畢業后，爸爸三番五次勸我回老家鴉鴻橋任教，讓我邊教書邊經商，那時他的生意已經風生水起，急需幫手。我違背了父親的意愿，留在了縣城。任教不到三個月，父親離開了人世。

　　對于從軀殼中離走的那一個靈魂，對于使我的生命成為可能的那一個生命，帶走了一個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帶走了我們之間的交流。比較起來，做兒女更為痛苦，自然法則最終對他們不利。而如果父親是最好的增上緣，無論順緣、逆緣，如卡夫卡所說，父與子都是合作的伙伴。

　　現在提起這些，是為了說明，父與子的關系是一個普遍的難題。具有強烈精神性傾向的人，這個難題尤為突出。可慶幸的是，知道這一點，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我們一直朝著同一個方向行走，無論父與子、師與生，或是其他關系，都將是增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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