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社會個性意識的艱難跋涉
--魯迅《風箏》新解 丁春蘭
上《風箏》時，老師講得眉飛色舞：“魯迅心情沉重地感到當時對小兄弟做了一件錯事，于是充滿內疚地抒寫自己的心緒，可惜弟弟卻早已忘記……”有學生在底下大抱不平：“他可比我們幸福多了，我們何止不玩風箏啊，還要被逼著學這學那，上各種培訓班。”有學生則不以為然：“我的psp不知被父母毀掉幾個了，我難道要記一輩子？”老師語塞。
一個風箏的確不算多大事，魯迅也沒過分的阻止弟弟玩耍，小兄弟周建人也曾寫道：“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例如他所寫的關于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么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但并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為什么20年后，魯迅會突然想起，并深深自責，僅僅是因為看了一本書而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魯迅在《風箏》里到底要傳達什么思想？
大家都很熟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的魯迅，那么天真可愛，熱愛自由，為什么在《風箏》里變得專制冷酷？魯迅曾說過：“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 《紅樓夢》中，賈政作為賈寶玉的父親，在對賈寶玉的規訓中，顯示出了父權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眾所周知，魯迅十三歲時家中遭遇重大變故，祖父下獄，父親重病，家道中落，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家境益艱。父親缺席，作為長兄的魯迅自然要填補這一權利真空而代父行命，這決定了他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是父親的代言人，而不是自我角色的載體，大哥就需要從父親的角色出發對弟弟進行必要的規勸。因此，在弟弟偷偷扎風箏被我“偵破”后，我“即刻伸手抓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上，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的站在小屋里”，這一幅“戕害圖”形象的表示出我作為大哥代父行命時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小兄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有怒色，只能“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這不僅是力量和長幼的差距，更是人格的不平等，因為根據封建家庭倫理道德規范，“長子”在父親死亡之后具有承繼“大統”的自然法力，“長子”的這種法力，也統管了胞弟的行為和思想。試想，如果父親還在，長兄這等粗暴行為，小弟還不趕快去父親和母親那哭訴，尋求保護？
然而代父行命的長兄畢竟不是父親，父親角色的缺失讓長兄身體里的個性有機會發芽。1898年，十八歲的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接受西學教育，這是無奈的選擇，但也造成了魯迅的命運逆轉。美國學者在研究早年喪父給嚴復帶來的影響時說：“紳士家庭中，由于父親的去世或某個舉足輕重的家庭成員的厄運，導致像嚴復這樣命運逆轉的，在中國社會屢見不鮮。然而，對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來說，改讀‘西學’是一種尤為不堪的選擇。”沒有父親約束的魯迅在拓展自己的人生疆域上有更大的自由，個性的意識更有機會覺醒。
1919年的五四運動高舉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個性的思潮不斷涌現，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領導下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此時魯迅被聘為北大教授，是倡導開放學風、個性意識的中堅力量。新思想讓魯迅不斷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以至于偶爾看到的一本“外國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來毫不以及的幼小時候對于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然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成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如果魯迅此時仍是父權的行使者，代父行命，沒有自由、民主、個性的意識，恐怕他不會去看這種書，更不會去反省解剖自己。心理學研究早已表明，個性早在童年就已形成，弗洛伊德更是強調童年創傷對個體成年以后人格影響，如今我們很多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有多少人如魯迅那般自責，又有多少人放手讓孩子無憂無慮玩耍？大部分只是一笑而過：“不打不成才，不逼不成器，說歸說，做歸做，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看看那層出不窮的培訓班，生意興隆的補習班，你就明白中國有多少家長還有“父權思想”了！所以，魯迅憶及二十年前連受害者都不記得的“小事”更大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不僅僅是一本書。
兄弟幼年，自己早年的行為讓魯迅自責，去尋求寬恕，然而兄弟卻早已忘卻。忘卻也罷，為什么魯迅“心只得沉重著”就此更悲哀了呢？他到底在悲哀什么？
《風箏》寫于1925年，收入《野草》，是五四運動退潮時，正如作者在《〈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中所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個性的旗幟倒了，剛剛覺醒的個性意識遭受了種種羈絆，社會還是依然故我的承繼著既定秩序而向前緩慢地更替著，弟弟的順從和忘卻說明主導著人的思想的法則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魯迅對“父與子”與未來“中國的情形”有過這樣的論斷：“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此時魯迅悲哀的恐怕是五十年后、七十年后的中國了，父權社會，個性要覺醒是一個多么艱難的事啊，長夜漫漫，何時才能看到光明，這點連他都無法把握，于是魯迅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在文中感嘆：“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吧。”
“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雖然道路長且阻，但是魯迅從未放棄，他一直張揚著個性的大旗以覺醒者的形象在跋涉，在這個父權社會發出個性解放的吶喊。當然，他也明白這種吶喊在這一代是微弱的，這種戰斗以這一代人的力量是難以取勝的，所以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他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綜上，魯迅之所以會憶及二十年前的往事，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小兄弟的遺忘讓他明白，父權社會已經在這一代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全社會要真正解放個性路途遙遠，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沒有信心，五四運動的失敗，更讓他心情沉重，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仍然在艱難跋涉，仍在搖旗吶喊，為下一代，再下一代，再再下一代……
環顧當今社會，捫心自問，你有沒有像當年魯迅對小兄弟那樣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會不會像你當初對他那樣對自己的孩子。聽了孩子們的話，看到孩子們學這篇課文的不以為然，魯迅如果重生不知該作何想？借中山先生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丁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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