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報得知，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長王蒙對目前語文教學頗為不滿，曾批評“語文教學和文學的解讀，存在一個悖論，你把孩子教傻了”。王蒙此說盡管有偏頗之處，但發人深省。應該承認，長期以來，因為應試的需要，我們的語文教學走進了誤區，較為普遍地存在著“把孩子教傻”的現象。
面對老作家的批評，我們廣大的語文教育工作者不能無動于衷。作為一線語文教師，筆者多年來扎根課堂，既一直執教高中語文課，又聽了大量的其它同行的語文課，這些課程，既有小學的，也有初中、高中的，涵蓋了基礎教育的各個學段。在我看來，中小學語文課堂教學存在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叫“肢解語文的語文課”，本來是非常優美的文章，不讓學生去反復閱讀，整體感受，細心體會，反而被硬性“肢解”成幾大段落，每個段落都要歸納出“中心思想”，還要設計出若干個題目，用一個個“標準答案”來禁錮學生的思維，這樣的課是很多的，無需舉例；一個極端叫“沒有語文的語文課”，主要表現就是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思想品德課或者科學知識課，如在小說、詩歌等文體的課堂教學中，棄置文本而放談思想內容，重“道”而輕“文”；在說明文教學中，把教學目標定位在學懂文章所介紹的科普知識上等等。有個例子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教師執教課文《詹天佑》時，整個教學流程就是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一是詹天佑設計的“之”字形鐵路是否科學？你有什么辦法讓火車爬上山坡？二是開鑿八達嶺隧道時，找幾口直井才能既增加工作面又縮短工期？課堂上學生熱烈討論，最終搞懂了這兩個問題，但利用一節課的時間解決了這么兩個工程問題，是語文課必須做的嗎？
語文教學的根本目的是讓學生準確掌握祖國的語言文字，并熟練地運用。上述語文課堂教學的兩個極端，都與語文教學的這個根本目的相背離，不把學生教“傻”才怪呢！我們廣大的語文教育工作者應該切記：教語文得守住語文的根本！不然，王蒙“我要是參加高考，都能交白卷”的尷尬還會依然持續下去。
胡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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