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告誡他的學生要做君子之儒，而要警惕自己不小心淪落為小人之儒。孔子此言當非泛泛而論，而是有著切己之痛的有感而發之言。他的學生，才華橫溢，能言善辯，有著接觸治理能力的冉有竟然就是這樣的一個小人之儒，這讓孔子大為生氣也大為傷心。深受刺激之下，孔子才一再要求門人注重道德的修養，毋為小人之儒。
何為君子之儒？何為小人之儒？君子之儒，他的學問即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他學問最好的寫照。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古之學者為己”，學習乃是自己人格的提升與完善的過程，學習注重的是內在生命的成長，促進心靈世界的豐富，從而成為滾滾紅塵中高高豎立的價值標桿，維系著人的尊嚴與價值于不墜。當然君子之儒也并非不犯錯誤，但他們具有“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優良品質，擁有“聞過則喜”的寬闊胸懷。正如子路和孔子談論衛國國君假如任用孔子的話，孔子最先做的將會是什么事，當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子路馬上批駁老師這樣做太迂腐了。但當孔子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后，子路當即改過，子路真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風范”！其后子路終身服膺孔子的教誨，并用生命來踐行自己的價值觀。子路實在稱得上孔門“君子之儒”的代表，也難怪深得孔子的信任。孔子在自己心灰意冷的時候感嘆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再看小人之儒，他們可能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卻無人格操守。他們的學問和人生是割裂的，人格是分裂的。他們把學問當做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完全無視學問的價值屬性。他們就是孔子所批評的“今之學者為人”之徒。雖然他們能言善辯，但孔子一針見血指出他們“巧言令色鮮矣仁”。
當我們翻開《季氏將伐顓臾》時，我們自然會感到疑惑一連串的疑惑，文章開頭說“季氏將伐顓臾”，這里用的是“伐”字，而接下來和孔子說的時候卻用了“有事”這樣一個中性詞，“伐”代表的是堂堂正義之師，是吊民伐罪，何以棄此不用，反用模糊語言“有事呢”？冉有和子路一起去見孔子，何以從頭到尾未見子路說話？這與子路平時性格不太符合，子路是一個好沖動卻“當仁不讓與師”的人。孔子在批評時為何只針對“冉有”，并在冉有聲稱“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仍舊只批評冉有，這是否有失公平？
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回到事情的起初。冉有和季路來見孔子告知孔子即將進行的重大軍事行動，是出于禮節性的拜訪以示對老師的尊重，還是兩位同學在此事件中意見相左，誰也無法說服誰，所以需要老師來定奪，一錘以定音？這是理解這篇文章的關鍵！我們認為是第二種，即兩位學生意見不一致。孔子著《春秋》，常“以一字寓褒貶，讓亂臣賊子懼”，作為孔門的資深弟子焉能不知“伐”與“有事”的區別？冉有深知子路的暴脾氣，如果用“伐”字，恐怕孔子還沒有說話，子路早就跳起來大叫我不同意了，所以冉有很有技巧的使用了“有事”這個中性詞，讓子路無話可說，也可讓孔子誤認為他們兩人是同盟軍。但孔子是何等智慧的人，冉有的小伎倆豈可逃過孔子的如炬慧眼。孔子直截了當的批評冉有而非他們兩人。孔子的三條無可辯駁意見，加上“何以伐為”的反詰，如泰山壓頂，以雷霆萬鈞之勢把冉有原有滿滿的信心打得無影無蹤。
面對孔子巨大的道德優勢，頗富心計的冉有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正面進攻不行，那就實行迂回包抄的戰術。“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門中不但老師對學生非常了解，從而因材施教，學生對老師也非常了解。冉有深知孔子是最講禮的人，因此不會直接批評統治者，所以冉有把季氏這面大旗扯起來，這樣孔子就不好針對季氏說什么了，而冉有就可以借老師默許這個理由來壓服子路，因為子路對老師最忠心，同時又可以推卸自己的責任，真可謂一舉兩得。不得不說冉有心思的縝密和良好的心理素質。應該說一般人，恐怕都會被冉有這樣忽悠過去了，可孔子何等樣人物，圣人豈可欺哉！孔子以一句“是誰之過與？”把冉有的如意算盤徹底打破了。
面對孔子如此嚴厲的指責，聰明的冉有不可能看不出孔子已經生氣了，可冉有不僅沒有悔改，反而赤膊上陣了，冉有為何如此犯險而上呢？只有一個理由可以合乎邏輯的解釋他這樣做的緣由。那就是冉有不僅不是“有事于顓臾”的反對者，很可能是一個出謀劃策者，至少是這一計劃的熱心支持著和執行者。也許他已在季氏面前夸下海口，定可說服孔子支持或默許，在輿論上贏得道義支持，從而實行季氏的既定方針。
冉有一句“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今不取，后世必為子孫憂。”徹底激怒了孔子，溫良恭儉讓的孔子終于金剛怒目了，“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孔子為何會如此憤怒呢？因為冉有作為季氏的家臣本應該輔佐他為政以德，可現在冉有完全違背老師的教導，追求的是赤裸裸的利益，這不是典型的“小人喻于利”嗎？如此聰明的學生墮落為一個眼里只有利益的的小人，孔子總不心痛和焦急呢？孔子多么希望自己這一聲獅子吼能喚醒冉有迷失的靈魂。
然而教育不是萬能的，教育的效用是有限度的。冉有終究辜負了孔子殷殷的教導，無可挽回的墮落為“小人之儒”了。“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原則問題絕不寬容，“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不僅不念師生之情，更不許他的學生念及同學之情，這可見冉有之事對孔子的傷害至深，也可顯見孔子堅守原則的堅定性。
冉有成了后世御用文人的祖師爺，這類人的可惡可恨之處在于他們為統治階級種種非法行徑披上合法的外衣，使統治階層的犯罪合理化。這些御用文人混淆了是非觀念，顛倒了黑白，使道德虛無化，這將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混亂不堪，對民族生命力造成嚴重的斫傷。文人一旦無行，后果很嚴重，因為這是社會精英階層的墮落。古人沉痛的總結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如果一個社會讀書人選擇做冉有的人多了，也預示著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整體性墮落了，也預示著這個社會已經走在覆滅的路途當中了。知識分子喪失道義的擔當，也許是中國社會不斷陷入治亂循環的一個重要原因吧。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劫后重生，就在于任何一個黑暗的年代，于萬馬齊喑的無邊黑夜里，仍然有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志士仁人，是他們薪盡火傳，點亮了歷史的天空。他們就是孔子所稱許的“君子之儒”。
在今天這個改革開放的年代，在這個利益格局面臨大調整的年代，每一個知識分子同樣面臨著選擇：子路或者冉有。這將拷問著我們的良知，也關乎著我們民族的未來。
徐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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