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語文教學始終在闡釋一個核心話題，即“語文與我”的關系。這個“我”指任何與語文打交道的人。不存在脫離主體性的客觀的語文。
執(zhí)著于“語文是什么”，是無意義的。當追問“語文是什么”時，潛在的理解是，語文是可以對象化的，像自然科學一樣，也可以把它做成一種客觀的知識體系。這種認識在現(xiàn)階段的語文教學中普遍盛行。西方哲學特別是海德格爾哲學對語言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擺脫這種將語文工具化的傾向。海氏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①我們生活在語言中，是語言在塑造我們，而不是我們在使用語言。語言是我們的生存場，它不可以對象化，正如水中的魚永遠不可能知道水是什么一樣。因此，對語言的把握主要是領悟式的，而非概念式的。
有趣的是，海氏的這種理解與我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頗為近似。有弟子問王陽明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彼深山中有一枝花，自開自落，與吾心有何相干？”他答道，“汝未看此花時，則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汝看此花時，則汝心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②習慣于在關系中去把握意義，這種思維方式深深地根植于傳統(tǒng)之中。
因此，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語文對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
【以高一上學期教材為例】
一
學習語文不僅僅學知識，或者說語文不是知識之學。不是說知識不重要，而是說還有比知識更重要的東西。
很多人把語文當作知識來處理。如比喻就是本體與喻體的對應關系，但明白了何為比喻，卻不是任誰都能創(chuàng)造有生命力的比喻。而有生命力的比喻則以對宇宙或人生有確實的感悟為前提。
如“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離開了作者對生命消逝方式的體會，不可能有此比喻。又如“我愿意是廢墟，在峻峭的山巖上，這靜默的毀滅，并不使我懊喪，只要我的愛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著我荒涼的額，親密地攀緣上升”，離開了作者對愛情的獨特理解，這樣的比喻不會生命力常青。很多人在學了詩歌之后，津津樂道“借景抒情”。但離開了對“枯藤、老樹、昏鴉”等所蘊涵的自然景物與當下人心的轉化、融通的領悟，則不會有杰作《天凈沙秋思》。
事實上，將語文等同于知識，將語文等同于表達技巧，人的感性就會喪失。而感性是引進對象并引發(fā)審美沖動的前提。當下的教育的深刻弊病之一，也許是感性的喪失或人為的熟視無睹！尤其是在面對很多不幸的時候。
在高一語文教材里，有一段話值得反復品味和領會。川端康成在《花未眠》中寫到，“如果說，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自語道：要活下去！”美的事物與人心的關系被表達得如此直接、貌似偏頗而實際上深刻！
二
有一句語文學界所共知的話，“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它表明了語文學習的廣泛性和現(xiàn)實性。也就是說，對生活本身多觀察，多領悟，就是在學習語文。比如，身處高中階段的學生通過對自身生活的思考，展開自身與世界的關系，表達出來，寫成文字，就是在從事語文學習。不一定非得借助于教材。那種以為把所有教材全學完了，語文就學到手了，是荒謬的。所以，韓寒說，“語文是一個初中后基本上不需要存在的課程”（《通稿2003》），固然有些偏激，卻有他自身真實的體驗作依托。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對生活本身作出思考，需要有一些標準，一些可以憑借它而作出判斷的原則，需要有立場。我們生活在21世紀，我們每天面對大量的信息，但現(xiàn)代的基本生存困境之一是，由于標準、原則的缺席即不在場，反倒難以作出選擇。
過去的二三百年，是西方啟蒙運動高漲的年代。那些年代催生了人類到目前為止所產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核心價值觀念。這些觀念不因年代長短、地域相隔、血緣不同、種族不一等表現(xiàn)得適合于此而不適合于彼。它們就是自由與平等、民主與寬容、人權與主權等。這些普世價值的出現(xiàn)，是人類的偉大發(fā)現(xiàn)，也是人類的希望所在！就像古希臘人演繹《歐式幾何》是從公理出發(fā)一樣，那么，自由、平等、民主、寬容等就是人類社會的“公理”--不可動搖的原則。只有從它們出發(fā)，并回歸它們，我們才有可能不人云亦云，從而獲得理性，而不是深陷于盲從與獨斷。現(xiàn)在的語文寫作是無關痛癢的，它在有意回避以上的重大命題，回避現(xiàn)實中觸目驚心的丑惡，結果它贏得了成績，卻忽略了人。這一點又被韓寒不幸言中，他說，“作文是一種獨立于文學之外的東西”，“中國的學生作文一直乏味是因為命題實在太小了”（《通稿2003》）。
比如，自由。自由不僅屬于自己，同時也屬于他人。個人在行使自由的同時，應該遵循“不得妨礙他人自由”的原則，否則，任何人無自由可言。馬丁路德金的偉大就在于，他擔心因追求自由而傷及無辜，他擔心因追求自由卻走向非正義，所以他在宣言中說，“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而抱著敵對與仇恨之杯痛飲。”
又如，寬容。寬容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因為人是不完善的，所以沒有人永遠是“先驅者”，事實上，先前的“先驅者”倒極有可能蛻化為“守舊者”。所以，房龍在《寬容序言》中寫到，守舊者“并不是天性殘忍”，新世界的人們也沒有像當年對待“先驅者”那樣對待“守舊者”。這種認識根植于對人及人性的深刻洞察。反觀我們民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演的“新”對“舊”斗爭的慘劇，時至今日，我們對此還極少反省，無罪惡感可言，甚至人為地割斷歷史，讓下一代不明真相。
當“虐貓”事件在網絡上傳播，朝鮮試射核導彈，巴以沖突無休止地爆發(fā)，恐怖活動傷及大量平民時，我們就會明白史懷澤深深的憂慮--“我要呼吁全人類，重視尊重生命的倫理”。
當這個時代以量化的種種指標來掩蓋它內在的空虛時，羅曼羅蘭的話語就會提醒我們，對時代的評價標準決不僅僅是單一的，經濟的極大繁榮若缺少來自精神層面的審視，它只能被命名為“鄙俗的物質主義”；當我們身陷孤獨而需求援助時，羅曼羅蘭的話語又顯得語重心長：我們需要的是靠心靈而偉大的“友人”，而不是什么“救世主”！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應對高一語文課本中的這幾篇文章及其作者致敬！
三
但關鍵是學會如何思考。
《我與地壇》中有段景物描寫，無意之中向我們道出了隱藏的秘密。
“四百多年里，它剝蝕了古殿檐頭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門壁上炫耀的朱紅，坍圮了一段段高墻又散落了玉徹雕欄，祭壇四周的老柏樹愈見蒼幽，到處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蕩。”
意味深長的格式：剝蝕【浮夸】，淡褪【炫耀】，坍圮【高墻】，散落【玉徹雕欄】，然后留下的是蓬勃的生命本真狀態(tài)！
常識和經驗告訴人們，地壇是荒蕪的，但史鐵生卻看到了“園子并不衰敗”。所以，在感覺和經驗之外，我們還需要用“心”來思考和領會。
同樣的道理，在史懷澤那里表達為“直覺”。他提醒我們，用自然科學的態(tài)度去看待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時，是多么淺薄！
①《海德格爾》（德比梅爾著，商務印書館，1996年北京）
《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語要》（郜元寶譯，張汝倫校，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3月）
②《傳習錄》（明王陽明著，閻韜注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
張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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