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榮教授告訴我們，儒家仁政的理想從人性出發，把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因此，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也只有在仁政的基礎上構建的社會才是百姓的樂土，國家才能穩固。可是既然如此為什么歷代君主都不去實踐仁政的主張呢？因為施行仁政需要一定的基礎，那么孟子認為推行仁政必須具備哪些基礎呢？
孟子認為，仁政理想的實現必須以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倫教育的推廣作為基礎，而這些條件一旦具備，確實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安生。但是單有這樣的基礎還不夠，要想推行仁政，必須得到君主的認可，而國君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推行仁政能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哪些好處。那么孟子是怎樣說服國君的呢？
孟子認為，仁政一旦實現不僅能使社會成為百姓的樂土，而且對國君也大有裨益，仁政既能使國君事半功倍，又能夠達到“仁者無敵”的效果。這也正是君主們夢寐以求的結果。那么國君就會進一步問，到底怎樣做才是施行仁政呢？
孟子認為，實現仁政的理想并不容易。國君必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享樂放在最后。可是在推行仁政的過程中，君主的想法需要有人來具體實施，也就是必須有好的大臣來配合。那么大臣的職責究竟是什么？在國君出現錯誤的時候，大臣應該怎么做呢？
孟子認為，仁政的主張必須要由好的大臣去具體實施才能達到效果，而好的大臣在能夠匡正國君的基礎上還必須盡忠職守。但是，孟子所說的盡忠職守，并不僅僅局限于我們所理解的盡全做好本職工作，而是有更深一層的要求。那么，在孟子看來，大臣該怎樣做才算是真正地做到盡忠職守呢？
孟子認為，要想實現仁政，必須要有仁慈的國君和有修養的大臣，只有這兩方面相互配合，才有可能真正地實施仁政，并達到理想的效果。但同時孟子也強調，并不是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仁政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實現。那么這又是為什么呢？
春秋無義戰，持續多年。中華大地生靈涂炭，百姓民不聊生。孟子同情人民的疾苦，提出了以“仁政”治國的理想。那么，孟子所說的仁政都包括哪些內容？實行仁政又需要什么條件呢？為什么各諸侯國的國君們都贊同仁政，卻又都不愿意采用“仁政”的方法來治理國家呢？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大地群雄割據，戰亂頻發，生靈涂炭，百姓民不聊生。各諸侯國君主都試圖尋求一種更好的治國方法，以求富國強兵，統一天下。此時，孟子繼承并發揚了孔子“仁學”和“德治”的理論，提出了“以仁政治國”的主張。他認為行“仁”才是統一天下最好的辦法。在當時孟子的主張得到了國君和大臣們的普遍認可。但奇怪的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卻沒有一位君主真正愿意去實踐仁政。那么，仁政的思想為什么被普遍認可卻不被采納呢？施行仁政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推行仁政又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什么好處呢？
說到政治，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用四個字來說叫做“陽儒陰法”，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里面是采取法家的手段。我們就要問了，為什么儒家的思想只能當招牌呢？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政體，他希望能夠尊君卑臣，也就是無限提高皇帝的權威，壓低大臣的價值，法家思想可以配合。表面上打儒家招牌，是因為它講的話很有道理，它負責教育--教忠、教孝。如果我們請教孟子，說你那一套只能當招牌，實際上是不能用的。孟子肯定會有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今天要把這個道理說清楚。就是要了解儒家的思想到底是不是一套空想。
孟子有一句話傳頌千古，叫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孟子的時代當然是“君貴民輕”嘛，孟子現在說“民貴君輕”，在當時是一種了不得的思想。那么，這種“民貴君輕”的思想在古代是有根據的，叫做“民本”。“民本”這兩個詞（字）啊出現在《尚書》里面“五子之歌”，叫做“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人民是國家的基礎，基礎穩固了，國家自然就安定了。那么，“民本”思想到孟子是“民貴”思想，因為“貴”跟“輕”它有不同的。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老百姓是國家的基礎，你沒有老百姓，有土地有什么用？你一定有老百姓，有土地才能稱為國家。那這種“民貴君輕”的思想，它的背后還是對每一個人基本的尊重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他生命的價值是平等的。所以，今天誰當君，誰當臣，誰當民有時候是各種條件的配合，各自扮演的角色，把它做好。民永遠是多數。所以這種仁政的思想是符合人性的，所以儒家的仁政理想是以人性作為最后的基礎，它構成一套圓滿的系統。凡是跟儒家不一樣的想法用在政治上都會有它的后遺癥，用四個字來說，叫做“架漏牽補”，就是一個房子有問題了，你這邊補一點那邊補一點，永遠在這個過程里面，你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所以，孟子為什么說話有他的重點，并且很有自信呢？他認為只有從人性出發，推行仁政，人的社會才可能成為人間的樂土。而整個周朝，從周公開始的影響就是設法讓國家跟學校類似，政治跟道德結合。等于我們生活在一個國家里面，它就是一個大的學校，而所有政治上活動就是一種道德上的一種活動。這樣配合起來的話，人的生命才會有真正的安頓。儒家的思想整體來說，他的仁政不是唱高調。那為什么歷代以來都做不到呢？
傅佩榮教授告訴我們，儒家仁政的理想從人性出發，把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因此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也只有在仁政的基礎上構建的社會才是百姓的樂土，國家才能穩固。可是，既然如此為什么歷代君主都（卻）不去實踐仁政的主張呢？因為施行仁政需要一定的條件。那么。孟子認為推行仁政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呢？
我們大概分三方面來看。
首先，孟子的仁政是建立在一個經濟的條件上的。也就是說你政治要搞好，你先要有經濟作為必要的條件。那么，首先看，孟子談到仁政的時候，他一句話就定了調了，叫做“仁政必自經界始”，仁政的開始要從劃分田界開始。劃分田界是為了讓老百姓每一個人耕者有其田，可以設法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有了收成，養家糊口。那么，在周朝是實施“井田制度”，在《孟子》里面特別敘述了一下。他說：九百畝這么大的一個地方，你畫一個“井”字，中間這一塊稱為公田；另外八家各分一百畝地，稱為私田。公田是一起耕，它的收成當作稅收。私田看你自己去怎么耕耘了。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以這個作為基礎，再一步怎么辦呢？你就要設法能夠做到，你不要去耽誤老百姓耕種跟收獲的季節，糧食就吃不完了。細密的網子你不要放在大池里捕撈，魚跟鱉就吃不完了。砍伐樹木的時候，按照一定的季節，一定的時間木材就用不完了。老百姓只要能夠吃飽喝足，能夠安葬死亡的先人--因為木材是為了做棺材用的居多--這一來的話就沒有什么好抱怨了。他說，這就是“王道”的開始，讓老百姓可以養生、送死、無憾--沒有遺憾。這種經濟條件今天聽起來好像沒有太高的要求，但在古代來說的話就已經不容易了。所以，孟子談到仁政的時候，首先就要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這是普世的要求啊。任何人都希望有這樣的生活條件嘛。所以，孟子講仁政的時候并不是唱高調，忽然就來了一個很高的理想。不是的。他很落實，要把農業社會的井田制度辦好，然后一步一步地深入，最后讓第一個人都可以過得愉快。
接著就要談到了“有恒產才有恒心”這樣的觀念。孟子很了解老百姓的痛苦。他說：老百姓沒有固定的產業，你叫他有堅定的心志，好好去行善避惡，那是強人所難。我吃都吃不飽，穿也穿不暖，你叫我說（去）好好去行善，我們說饑寒起盜心，怎么可能？等到他作奸犯科，被抓了，被關了，受處罰了，好像是我統治者設的陷阱來害你。讓你沒有固定產業，無法去行善，你為惡的時候再把你設法抓起來處分，等于我設陷阱來害你。怎么可以這么做呢？所以，孟子強調讓每一個人都有固定的產業。
然后，還有第三步，你要有好的人倫教育。人倫教育在談什么呢？這種人倫教育基本的內容我們介紹過，就是“父子有親情，君臣有道義，夫婦有內外之別，長幼有尊卑次序，（然后）朋友有誠信”。這五倫哪個社會不需要呢？只要能夠真正做到的話，哪個社會又不能安定和諧呢？孟子一再強調要好好辦學校，反復講明孝親敬長的道理。孝順父母親，尊敬長輩就是孝跟悌嘛。孝跟悌做到的話，天下自然就慢慢太平了。因為每一個家人都做到孝悌，還會有什么問題呢？所以，孟子談到仁政的時候，首先從我們剛剛所說的幾點出發，讓老百姓都有經濟方面的穩定的生活條件，讓他們有恒產之后才有堅定的心志去努力行善避惡。再施以很好的教育。
接著我們就要看，身為國君，他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他要怎么去思考仁政的問題呢？
孟子認為仁政理想的實現必須以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倫教育的推廣作為基礎，而這些條件一旦具備確實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安生。但是單有這樣的基礎還不夠，要想推行仁政還必須得到君主的認可。而國君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推行仁政能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哪些好處。那么，孟子是如何說服國君的呢？
接著我們就要看，身為國君，他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你要給他充分的誘因，讓他知道行仁政是有效果的，是值得做的，是可以做到的。你翻開《孟子》第一章，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一見面就說，你對我們國家有什么利益呢？孟子說，你不必談利益，有仁義就夠了。所以，“仁義”跟“利益”的分辨吶，又是另外一個重點。在這里孟子就說，仁義比較好，仁義是最大的利益。他說，仁義可以“事半功倍”。我們今天講“事半功倍”這四個字哦，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很值得很劃算的事情。我事情做到一半，功勞超過一倍。這個成語也出自《孟子》。
孟子怎么去強調仁義呢？
我們前面提到商湯。就是說，商湯他是行仁政，他是王道。當他開始去征伐各國的時候，他向東邊征伐，西邊人就抱怨；他向南方征伐，北邊人就抱怨，說為什么把我們放在后面。我們很難想象這些老百姓這么喜歡被討伐，被征伐。為什么？因為他們處在自己的國家水深火熱，希望商湯來主持正義。等到商湯的軍隊真的來的時候，老百姓好像“大旱之望云霓”。旱災到了好熱好熱，天上出現了幾朵云，高興得不得了，快下雨了。等軍隊來的時候，去市場的照樣去市場買東西，在田里的照樣繼續工作，完全不受軍隊的影響。因為他的軍隊專門對付壞人，老百姓也很放心，知道商湯的軍隊來了，不會騷擾我們。我們繼續過正常的生活，會越來越幸福。孟子就設法告訴當時的諸侯，跟他們說：現在這個亂世，你有一個萬乘之君--就是我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如果推行仁政的話，老百姓的喜悅那真是不得了，好像解除了倒懸的痛苦。古代描寫老百姓的痛苦很喜歡用兩個字，叫做“倒懸”，一個人被倒掛著，頭下腳上掛著，那真痛苦得不得了。好像解除了倒懸的痛苦，老百姓歡迎他。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勞超過古人的一倍，這一算，一半跟一倍等于是四倍啊。這就是“事半功倍”這句話的背景。
孟子希望讓他們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益。為什么可以這樣講？因為它符合人性的要求。
那么，最后就要問：這種仁政的效果是什么？四個字，現在很流行“仁者無敵”，這也出于《孟子》。你只要行仁的話，天下沒有敵人。為什么？因為行仁合乎人性的要求。我們講行仁的時候就是我對你很好，誰不希望你對他好呢？所以，你對他好，他支持你，這是天經地義啊。所以他說仁者無敵，是因為你本身所做的是符合人性的要求，這種觀念在儒家里面是一貫的思想。我們念《認語》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個人只要能夠做事符合敬--代表認真嚴肅，行為表現是恭--恭敬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像這種就是說明人性是普遍的，你只要行善，天下誰不支持你啊！在儒家里面，以孟子來說，說到仁政，他希望國君充分了解，你推行仁政的話，那是“事半功倍”，效果非常好，最后的結果是“天下無敵”。我想，這些國君聽了一定會很羨慕。但是，他如果進一步問，怎么樣才能做到仁政？那是不容易的。
孟子認為，仁政一旦實現不僅能使社會成為百姓的樂土，而且對國君也大有裨益。仁政既能使國君事半功倍，又能夠達到仁者無敵的效果，這也正是君主們夢寐以求的結果。那么，國君就會進一步問：到底怎樣做才是施行仁政呢？
第一個，孟子會強調：“王道讓人心悅誠服”。就是你國君你推行王道，你不追求霸道。王道路跟霸道的分辨，在《孟子》里面也是一個重點。我們先說，什么叫“霸道”？因為在夏、商、周三代稱為王，春秋稱為“五霸”。所以，這個“霸道”，孟子說：用武力來鼓吹做好事。就是齊桓公，我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那我說我武力很強，希望大家做好事。別人當然要聽，因為你武力很強。所以你必須具備大國的條件，你才能說我要稱霸，我希望大家都行善。別人他服從，他武力比不上你，當然要服從。但是呢，“王道”是什么？王道呢，是說我用道德來自己努力行善，我不是叫別人，我自己來努力行善。那么也就是，這種王道就不需要很大的國家。像商湯，開始的時候縱橫各七十里；周文王開始的時候縱橫各一百里，很小的地方，到最后能稱王，成為商朝、成為周朝。因為別人看到他的作為，四個字：“心悅誠服”。所以，孟子很強調說，你如果推行王道的話就是仁政的延伸，仁政的表現，可以讓大家心悅誠服，真的稱王。你稱霸的話，后面還有更厲害的，接著你上來。你稱王的話天下沒有人不佩服的。所以他先強調，王道是遠遠勝過霸道的。
第二個，他希望這些國君能夠知道，仁政的原則是四個字“與民偕樂”，我跟老百姓一起快樂，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這樣就可以做到仁政的要求了。他跟齊宣王之間有一段對話。齊宣王看到孟子有時候難免向他抱怨。說，我的園林只有縱橫各四十里這么大，老百姓常常抱怨，說我們國君的園林太大了。但是聽說周文王他的園林縱橫各七十里，當時老百姓認為太小了。這很不公平啊。為什么他的七十里平方老百姓認為小呢？我的只有四十里平方，老百姓認為大呢？孟子怎么說，他說：周文王跟你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里？周文王的園林里面，你可以到里面去砍柴、去撿草；到里面去打鳥、捕兔，都可以。但是我到你齊國的時候，先打聽齊國有什么禁令，入境問俗，他是入境先問什么禁忌不能犯的，你犯的話恐怕出問題了。結果知道說，你齊國都城附近有一個四十里平方的園林，你在里面打死一頭鹿犯的罪就跟殺人一樣。那太可怕了，等于是在一個國家里面有這么大一個陷阱。老百姓到里面走一走，一頭鹿正好死掉了，糟糕，你拿命來換，這還得了。所以老百姓認為太大了。因為這方圓四十里的地方等于陷阱一樣，我隨時到里面去，不小心一只鳥掉下來也要負責，那怎么辦呢？所以文王的園林老百姓認為太小，越大越好，因為我們一起用。就這么簡單，“與民偕樂”。所以，孟子就設法能夠用各種方式讓這些國君知道行仁政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推己及人”，不要把老百姓當作對立的一方，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子女，就沒有問題了。那他們就會把你當作自己的父母來保護，來照顧。
所以，我們談到在儒家里面以孟子來說，說到仁政，他希望國君充分了解，王道讓人心悅誠服，你不用打仗，你靠你德行來號召。第二個，它原則就是與民偕樂，與老百姓一起快樂。最后的結果是天下無敵。我想，這些國君聽了一定會很羨慕，但是，他如果進一步問，那怎么樣才能做到仁政？那是不容易的，你必須自己自我約束。你身為國君不能作威作福，不能錦衣玉食，不能夠忽略百姓的需要，有時候還要跟百姓一起憂患，一起快樂。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孟子認為，實現仁政的理想并不容易，君主必須先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享樂放在最后。可是在推行仁政的過程中，君主的想法需要有人具體實施，也就是必須有好的大臣來配合。那么，大臣的職責究竟是什么呢？在國君出現錯誤的時候，大臣應該怎么做呢？
那接著我們再看，事實上國君一個人高高在上，真正統治的是誰呢？往往是大臣這個層面。
接著我們就要問了，如果講仁政的話，儒家對大臣有什么要求呢？在《論語》里面，有一個人請教孔子說，你有兩個學生放在政事這一科。我們都知道，孔子的學生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政事就是政務跟事務，就是可以當公務員，他特別提到冉有跟子路這兩個同學。所以別人就問了：冉有跟子路可以算得上大臣嗎？孔子一聽，說：不行。他們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具臣。具體的具。什么叫“具臣”呢？他們有專業能力，可以把他的某一項政務把它做好，他是具有能力，可以盡到做一個臣子的責任的。但是不能算大臣。真正的大臣呢，八個字“以道路事君，不可則止”。我用正道來服侍國君，行不通就辭職。所以，孔子對大臣的要求很簡單，我之所以當大臣是要跟國君合作，照顧百姓。如果這個路是偏的，那我寧可辭職。所以在孟子來說，他對于大臣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個，要匡正國君。國君很容易有念頭的念頭。譬如誰呢，你看歷史上就知道，商紂王。商紂王年輕的時候既聰明，又勇敢，真是個人才。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叔叔就是箕子，看到商紂王很喜歡象牙做的筷子，就知道糟糕了。因為象牙做的筷子很精美，一般筷子恐怕是簡單的材料做的，象牙做的商紂王很喜歡。糟糕了，為什么？別人就開始找各種稀奇古怪的寶貝給他，他就開始每天沉迷在這些好東西里面。箕子就很擔心，屢勸不聽，最后只好放棄了。所以，他如果一開始走偏的時候，你沒有給導正，后果就不堪設想。而另一方面，你說你要匡正國君，孟子特別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他說：“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國君犯什么錯，你給助長一下，說這個不算錯，你多做一點沒關系，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錯的，這個罪還算小。為什么？譬如說，國君貪污了，他貪大的，你貪小的，你跟他說多貪一點沒關系。你需要洗錢嗎？我幫你搬錢。這個就，孟子認為這個罪還算小。
那什么叫“逢君之惡”呢？逢迎國君的罪惡，就是念書人最壞的毛病--替國君找借口。孟子認為這個不能原諒。國君做錯事了，你跟他說：人都會做錯事，所以你這個錯還算小的。孟子就碰到這樣的事情。齊宣王在位的時候，曾經攻打燕國。因為燕國發生內亂，所以齊宣王派軍隊去了，五十天之內就把燕國打下來了。齊宣王很得意，他說：你看，我這個國家跟燕國一樣大，五十天之內就把它打下來，代表這是天命。上天要我這么做的。得意得不得了。孟子勸他：你就替燕國找一個好的繼承人，把軍隊退回來，不要占領別人國家。齊宣王不聽。齊宣王說：怎么可以呢！好不容易打下來，當然要占領。把他們的財寶都把它搬過來了。結果兩年之后，其他各國組成聯軍要來對付齊國。因為他們都怕，你齊國已經很強了，再把燕國占領，那將來對其他各國不利。結果齊宣慌張了，他怎么打得過聯軍呢？他就說：我覺得對孟子很慚愧。因為孟子以前勸過我，不要占領別人的國家。當時我不聽，兩年之后立刻就有報應了。所以我很慚愧。結果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大臣--不能算大臣--來了個具臣就跟齊宣王說：大王，你不要難過，你沒有錯。他說，你說周公怎么樣？周公派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監管武庚，武庚就是商紂的兒子。結果呢？他們一起叛變。周公如果先知道，他會叛變而派他去代表他存心不良--不仁。周公如果事先不知道他會叛變而派他去，代表周公不智。所以，周公兩個總有一個，不是不仁就是不智。周公尚且如此，你何必過度苛責自己呢？你看，這種大臣書念得不錯，但是這種心態要不得。他等于替國君找借口，說你做得對。一個人做錯事還知道遮遮掩掩的，如果你跟他說他做得對，他就明目張膽的。所以孟子最討厭的就是逢君之惡，去逢迎國君的罪惡。他說，這個罪過太大了。
說到匡正國君，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是顯得很有氣魄，你看一個當大臣的敢去匡正國君。但是你要知道一點，國君不見得都不好，但是我們只能說他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天下這么大，不是一個人可以治好的。所以，大臣有時候看到國君有偏差的時候，該怎么辦？他要匡正。孟子就說了，“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只有德行修養完備的人才能夠改正國君心里面偏差的念頭。換句話說，你要改正國君，你自己先修養好。你不能說我現在當大臣了，我專門去看國君有沒有錯；那你自己沒有檢點，那這樣國君也會聽你的建議。所以，這是一方面，你要先修養好，再設法匡正國君偏差的念頭。所以，作為大臣。第一個，就是要匡正國君。第二個呢，當然是盡忠職守啊。你本身的職務沒有做好怎么能算大臣呢？那怎么做呢？
孟子認為，仁政的主張必須要有好的大臣去具體實施，才能真正達到效果。而好的大臣在能夠匡正國君的基礎上，還必須盡忠職守。但是，孟子所說的盡忠職守并不僅僅局限于做好本職工作，而是有更深一層的要求。那么，在孟子看來大臣怎樣做才算是真正地做到盡忠職守呢？
孟子有一次到齊國的平陸，遇到當地的大夫，就是縣長，叫做孔距心。孟子就問他：如果你的士兵一天有三次沒有守好崗位，該站崗不站崗。你會怎么辦？孔距心很有自信啊，就說：不用等三次，立刻法辦。孟子說：那么你的罪過也很大，你失職的事情也很多。當災荒出現的時候，你的百姓老弱的在山上水溝里面死了，年輕的逃竄到各地去大概有上千人。你不是有失職的問題嗎？孔距心怎么說，他說：這不是我能夠負的責任。我們雖然有糧倉，但是這糧倉是中央下命令才能開啊。災荒的時候我自己當縣長開個糧倉，將來法辦是法辦我。孟子怎么說，他說：如果有一個人替別人放牧牛羊，他就要負責替牛羊找到好的草料跟牧場。他如果找不到就應該把牛羊交還給主人。他不能說反正不能怪我，別人做也一樣，牛羊餓死幾只就算了。能這樣做嗎？孔距心還算很誠懇，他聽了之后就說：這確實是我的罪過。
孟子就把這段話整個轉述給齊宣王聽。他說：你的縣長我認識五個，知道自己有錯的只有孔距心一個。就把故事說一遍。齊宣王很聰明，他就說：這是寡人的罪。寡人有罪。所以，這樣才是一個大臣。你不能說我負這個職務，但是我不辦事，老百姓沒有照顧好我不管。不行，不能找任何借口。做不到就辭職。所以，作為大臣一定要能夠盡忠職守。
第三點，“好善優先”。孟子很強調“好善”這兩個字。他有個學生叫做樂正子。樂正子是魯國人，魯國國君準備重用樂正子，讓他當執政的卿。孟子聽了之后高興得睡不著覺。整部《孟子》書里面，他在這里最高興，叫做“喜而不寐”--高興得睡不著覺。學生就問，說：“老師，樂正子要做大官，你高興什么？他很剛強嗎？”孟子說：“他并不剛強。”“他很聰明嗎？”孟子說：“他并不聰明。”“他很有學問嗎？”孟子說：“他并不是很有學問。”
學生說：“那老師你高興什么？”孟子說：“他就只有一個優點，叫做‘好善’。”
什么叫“好善”呢？就是喜歡聽取善言。別人只要講的話有價值，我都很喜歡聽。聽到別人好建議，我都很高興。這叫做“好善”。孟子說：“好善優于天下。”好善在天下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一種品德，尤其做官的。孟子后面講得很生動，他說：如果一個人以為自己很聰明，當別人跟他建議的時候，他就說“呵呵，這個我早懂了”。他那個表情，那個聲音，別人在千里之外都聽得到，都看得到。古代沒有電視，孟子都這樣描寫，因為話會傳出去嘛。譬如有人跟國君建議。國君說：這算什么，我早就知道。我那么聰明怎么不知道呢？結果天下人就不會給你好的建議來了。如果說你好善，喜歡聽取善言。天下人就會不遠千里而來跟你說他的好的建議，怎么樣改革稅收，怎么樣推動經濟發展，怎么樣做這個做那個。那你這邊怎么樣呢？就可以集眾善之所長，集思廣益。所以孟子對于一個大臣，他的要求就是一個你必須謙虛，必須心胸開闊，能夠廣納別人的建議。這樣一來的話，等于是你去做到天下人的要求，“好善優于天下”。[轉載]【百家講壇
還有第四點，就是你能夠自己修養德行。這點是一向都是沒有問題的，“修其開爵，而人爵從之。”天爵就是天給我的爵位。什么叫“天爵”呢？孟子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八個字，稱為“天爵”。因為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他是一個人，他是有各種豐富的潛能，他還沒有把它實現出來。我們講人心向善，你只是向善。那怎么辦呢？“仁義忠信”這四個善沒有問題，你要“樂善不倦”，樂于去做這些善，不要覺得疲倦。人有時候會覺得疲倦。說，我已經做得很好了，做那么久了還是沒有效果。我們教書有時候說，我已經教得很辛苦了，學生還是不用功，老師會疲倦。行善也會疲倦。所以孟子說：你要培養你天賜的爵位，就要做到這八個字。然后你的德行修養越來越完美，因為你要負責面對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譬如我們行善避惡，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稱贊，是為了我對得起我自己，人性向善。我自我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能做到這個天爵的話呢，人爵--就是人給的爵位--做官自然就來了。你如果沒有仁義道德，修養不夠，讓你做官也做不好。或者做個壞官，耽誤了國家的事情，糟蹋了百姓的愿望。如果說你天爵修養好的話，人爵來了之后，那人生實在是很完美。儒家所謂的追求富貴，是以這個作前提。我如果德行修養好的話，我發財了，照顧百姓啊；我做官了，照顧百姓啊。這個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這就是孟子談到從政的時候做官，因為你既然講仁政嘛，你這些官員就要從這方面來學習：第一個，匡正國君。第二個，盡忠職守。第三個，要能夠好善為先。最后一個呢，修養天爵，也就是培養自己美好的德行。所以，這樣才可能達到孟子所謂的仁政具體的結果。
孟子認為，要想實施仁政必須要有仁慈的君主和有修養的大臣，只有這兩方面相互配合，才有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但同時，孟子也強調并不是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仁政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實現。那么，這又是為什么呢？
是因為有些人他做好事，做了之后發現沒什么用，他就不做了。孟子就講一個比喻叫做“杯水車薪”。有一車子的木柴著火了，你說這個水可以滅火，你就拿一個杯子去救火。這一杯水去救一不整車木柴的火怎么可能救得到呢？結果發現說，啊呀，這個水倒上去沒用，水不能救火。干脆不要救算了。這個就說明什么？你所做的好事不夠。行仁是一輩子的事，所以不管是政治也好，實際生活上也好，學習儒家就一定要掌握到所謂的“做好事會得到快樂”，是由內而發的快樂，不是外面別人的稱贊，別人的鼓勵。不是的。你如果不能從外面轉到內在，那你永遠在等待別人的肯定，那這個做好事是無源之水。所以儒家講人性向善，從真誠開始，力量由內而發，所以它的快樂也是由內而發。這個道理你要讓老百姓，讓所有人都了解。了解之后，每一個人就會把快樂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只有這種內在的快樂是永遠真正的快樂，不受外面所干擾的。那么，這一來你對于外面的貧或富，或是能不能得到某些權利，或者活得很辛苦，都比較不在意了。你能說這是一套幻想嗎？當然不是。但是，你把這個了解之后去實踐，中間需要有修養的過程。這個修養，你還是要問：修養很辛苦嗎？如果修養也可以帶來快樂，而在儒家認為確實會帶來快樂。那么，這樣的學說就可以普遍推廣。通常我們學儒家比較沒有信心，是因為我們缺乏去實踐的一種恒心。你要長期地做才發現，說這種快樂確實跟別的快樂不一樣，因為它是來自于人性，來自于人性內在的要求。我們了解了之后，再把它用在今天的社會上也可以知道，某一方面我們是有相當的自主性，可以來設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大的格局來說的話呢，還是有人當領導，有人要被領導，才能形成一個團體，形成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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