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態(tài)失衡了，我盡力而為。”曹文軒在被問到他一個人如何與整個教育體制對抗時說。曹文軒說，他所宣揚的，不是整個教育體制的改變，那畢竟是不現(xiàn)實的，他所做的，是如何在現(xiàn)有教育體制下進行彌補。閱讀，在曹文軒看來就是一個最好的彌補途徑。閱讀生態(tài)的失衡，是現(xiàn)在最緊要的問題。
曹文軒說，現(xiàn)在小孩手里不是沒書的，有書，但是有很多是可讀可不讀的書。值得讀的、需要讀的、應該讀的書，并不在他們手上。所以現(xiàn)在不是閱讀不閱讀的問題，是閱讀生態(tài)失衡的問題。“我下去講，就是告訴老師們，告訴孩子們，應該讀什么樣的書。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們，說這樣的書是值得讀、應該讀的，會對你的整個人生產(chǎn)生影響。我回憶了我的少年時代。我少年時代對魯迅的作品非常入迷。到了初中的時候，我寫作文，我就覺得魯迅的品質、精神境界、說話的語氣，順著我的筆尖流淌到我的紙上。當時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現(xiàn)在我知道了，那叫文脈。魯迅的書是有文脈的，有文脈的東西才能夠流淌。現(xiàn)在有很多很流行的書，那些書是沒有文脈的，它不可能流淌，它沒有后面流淌的狀態(tài)�！�
在曹文軒看來，小孩的閱讀姿態(tài)是要家長和老師培養(yǎng)的，不是天生的，不能由著他。姿態(tài)分高低，你要培養(yǎng)他一種比較高的閱讀姿態(tài)，就得說服他、指導他。
作為一個作品很受中小學生喜愛的作家，曹文軒時常會被問到為什么不寫校園生活題材的作品。曹文軒認為，這樣的觀念不是孩子自己的，而是老師家長的。一個美國孩子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像有個作者來見我，他原來是搞物業(yè)的，說現(xiàn)在還沒有寫物業(yè)的小說。我說你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文學跟物業(yè)有什么關系呢？文學跟人存在的基本狀態(tài)有關系�！辈芪能幷f，他寫作的時候，根本沒想閱讀對象的問題，只不過，他的題材、他的文字恰恰是適合孩子閱讀的。事實說明，小孩喜歡這樣的文學作品，不只是喜歡好玩的東西。
文學要有底線
讓曹文軒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草房子》這樣的純文學作品自從問世以來已經(jīng)印刷了50次，這讓他堅信，文學還是有必須恪守的基本的東西，文學是要有文學性的，如果偏離了，受到的懲罰是，印刷了一次，就不可能再印刷了。
“我在想，文學到底應該是什么？它有沒有我們應該恪守的東西，堅守的東西？當別人全部撤離那個地方的時候，我沒撤離，我還站在那個地方。為什么要撤離呢？誰證明這個山頭是不能待在上面的？當年托爾斯泰、魯迅都待在這個山頭，為什么就不能再待了？我就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讓曹文軒不斷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中國現(xiàn)在的文學格局�！拔覀儸F(xiàn)在寫東西是沒有底線的，我們往非常態(tài)去，把正常狀態(tài)完全舍棄了。得出的結論是什么呢？深刻的東西在哪里呢？在非常態(tài)里面。
這樣的作品能給人類帶來什么？曹文軒無比困惑。當有人說曹文軒的作品太唯美、唯善的時候，曹文軒說：“我研究了幾十年的文學，所謂深刻的元素我了如指掌，我出手就能寫出來，這些深刻就是往死里寫，往臟里寫，往變態(tài)里寫，不要寫正常人就行了，我對那套符碼系統(tǒng)清清楚楚。但是我不愿意那樣干。也許我在這個社會受的刺激還不夠，也許我還沒受到足夠多的人性對我的傷害。我承認人性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我的寬容，遮掩了這些問題。我是寬容的，我能理解一些東西�！�
曹文軒說，問題是這樣，生活中確實有陽光的一面，為什么就只去寫那灰色的天空，不能寫陽光燦爛的天空呢？那不真實啊。我不反對你寫灰色的天空，那你也不能反對我寫陽光燦爛的天空。有人說，陽光燦爛是不真實的，這就很要命了。
曹文軒強調，文學作品必須要有底線，超越底線寫人性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因為這已經(jīng)不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正常人性，是非正常的人性，這是沒有意義的，是屬于生理學、心理學變態(tài)方面的，跟我們已經(jīng)沒有關系了。
現(xiàn)在曹文軒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被人們重視，“當很多人往最新的東西那里奔走的時候，我沒往那里跑。我在這個十年里，寫的就是善的書，美的書�！�
對 話
難道是我錯了嗎？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對善和美的強調會不會遮蔽了人性的丑惡，會不會讓人麻痹？
曹文軒（一下簡稱“曹”）：同樣的一件事，看你用什么樣的眼光去看，可以往惡里看，也可以往善里看。惡文化引導一個人看到的就是惡的東西。善與你對這個世界的惡有足夠的認識是兩回事。應該以善治惡，不能以惡治惡，以惡治惡只能又產(chǎn)生一個惡。
記：在你看來，文學作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曹：文學有反映現(xiàn)實的功能。到底有沒有提升的功能？是讓生活模仿藝術，還是讓藝術模仿生活？藝術模仿生活是一種，但是是不是也應該像王爾德講的，讓生活來模仿藝術呢？要不要這一路呢？還是要的吧。不然要你們這些作家來干什么？要文化來干什么？要知識分子來干什么？這個理念在19世紀古典的那些作家們身上，在20世紀初的那些作家們身上，比如托兒斯泰、魯迅，都是非常清楚的。我們一說健康，就想到人體的健康，有誰想到社會的健康？我現(xiàn)在看《世界通史》，人類社會現(xiàn)代化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社會健康的指數(shù)，1996年與1967年比，已經(jīng)掉下去不知道多少個點了。文化在社會健康里面應該起很大的作用。我還是覺得當年魯迅選擇的路是對的，文學有對社會療救的作用。文學誕生的那一天就是有這個功能。我們不能放棄這個功能。
記：你對現(xiàn)代派寫作的態(tài)度會不會太偏激了？
曹：現(xiàn)代派的理念是好的，但是閱讀效果是很差的，所以這兩年我努力在抨擊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東西。我批評的時候也不是在批評某一個作家或者某一個作品，我批評的是它的格局，投放在這個格局里不同側面的力量懸殊太大了。我說的是這個問題。所以我跟那些作家都說，你們千萬不要生氣，你們的作品我都喜歡，我是在批評這個格局，不是在批評你們。在西方國家就很正常，傳統(tǒng)的東西還是占主流。在美國，代表美國精神和美國文化的是什么呢？審美、崇高、悲憫、偉大、向上，全是這些元素。人家雖然不講主旋律，但這些都是文學的基本面。
記：中國文學是怎么喪失這個基本面的呢？
曹：中國知識分子有逃脫不了的責任，就是他們干的，就是他們在這些年里無限度地放棄傳統(tǒng)，放棄基本面，無限度地去贊揚商業(yè)化、贊揚物質的美麗，無限度的去寫人性中丑惡的東西。
記：你自己是怎么來建立一個完整的維度的？
曹：我也不太清楚，這和一個人的知識背景，和一個人的定數(shù)有關。后來我有時候也想，也懷疑，也許我是錯的。真的，我并不全認為我就是對的。這么多人都不這樣想，就我一個人這樣想，我想也許是我錯了。可是我又不服氣：難道是我錯啦？我是那么一個鉆研知識的人，那么一個鉆研歷史的人，那么一個鉆研哲學的人，我能錯嗎？
記：你現(xiàn)在關注、焦慮的事情，已經(jīng)超越作家的職責范圍了。
曹：對，我已經(jīng)從文學界走出來了，文學界的會議我已經(jīng)不怎么開了。沒意義。大家都不正經(jīng)。圈子里現(xiàn)在是誰正經(jīng)誰就虛偽。不能嚴肅地談論問題啦，嚴肅談論問題是虛偽的。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語境，你不覺得很奇怪嗎？走到哪兒，必須把自己打扮成不正經(jīng)的形象，否則你自己也會覺得虛偽。中國的真實觀發(fā)生了很大的問題，整個思想崩盤就崩在那兒，就是整個真實觀的崩潰。我能有什么辦法嗎？我能開出什么良方妙藥嗎？惟一的辦法就是，讓大家看一些好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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