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諷諫”是中國歷史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是調節皇權與相權的一種手段。其間有“士”的擔當和抱負，但更有他的無奈與屈從。《鄒》文的說理技巧結合勸諫者的角色定位，是諷諫成功的要素。但以人格喪失為代價的諷諫文化，其文化邏輯卻具有二律背反的特質。它在制約皇權的功能上呈現邊際效益遞減現象，而對“士”本身的精神戕害卻與日俱增，對封建專制的強化甚至助紂為虐。如何評價“諷諫”這一政治參與方式與“士”行為處事方式對中國歷史的多重影響，以構建新的歷史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在教學中給學生以新的啟迪，是語文教師的義不容辭的教育任務。
關鍵詞：
“諷諫”、士大夫、文化邏輯、價值、角色定位、臣妾、人格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皇權雖是至高無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卻受到相權的部分制約，而制約手段之一就是大臣特別是重臣以“諷”的方式使帝王接受自己的施政主張。“諷”這一勸諫形式，是帝王與大臣調節權力關系的一個平臺，這其間演繹了許多悲喜劇，或者說，中國歷史政治舞臺大戲演出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諷諫”。“諷什么？”“怎么諫？”“諷諫的結果如何？”這些歷來都是胸懷天下的謀臣志士的題中之義。“明君賢相”的共治格局也歷來是封建統治集團所醉心向往的一種政治理想和治理模式。但是，要建構這一模式，卻需要相當苛刻的前提，即，一是最高統治者不至于過于低能、獨斷與荒淫，在一定范圍內與程度上愿意傾聽與接受不同的意見與建議；二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要有相當的處世經驗和應變能力，在向君王陳述自己或某一集團的意見時要講究策略，即講究勸諫的藝術；第三，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臣，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是不容你有任何分享權力的念頭和行為，最高統治者正擔心你功高蓋主，害怕大權旁落呢，你如果出言不遜或者想顯示一下自己的影響力，這正好給他提供了口實，特別是那些缺乏自信、草木皆兵的帝王，他內心的虛弱正好要通過外表的殘酷與血腥來掩蓋與彌補的。這樣的史實舉不勝舉。所以，權勢人物放低姿態，甚至不惜把自己降到沒有人格尊嚴的奴仆者地位，雖是無奈之舉，卻也一種非常有效的自保手段。通過這種自保，可以在君王的同意和支持下，比較順利地實施自己的施政理念，達到“保國安民”、“建功立業”之目的，這也算是一種次優選擇，如果歷史不給你既能保持氣節，又能“保己保國安民”的最優選擇的話。
從上述意義上看，《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昭示了在現有制度框架內，諷諫藝術所具有的彈性空間和它所發揮的極致，雖然這是以付出人格尊嚴為代價的。但縱觀歷史，士大夫階層中的許多人喪失氣節與尊嚴本身是一種悠久的歷史現象與傳統，不可能剛剛從鄒忌才開始的。許多以善諫著稱的歷史人物，大多看上去不大有骨氣的樣子，可能只有魏征是個非常特殊的個例。這是文化與制度造就的結果，與個人品行、才能關系不大。相反，歷史上那些以苦諫、強諫、硬諫甚至死諫而聞名的忠義之士，其結局之悲慘令人咋舌。因此，苛求古人雖然痛快淋漓，但卻比較難以對們作相對客觀公正的評價，也難以挖掘“諷諫”這一特有的政治現象所包含的文化邏輯與歷史價值。
從文本看，鄒忌巧妙地運用了類比說理的技巧，以家庭瑣事類比朝廷大事，以個人小事類比國家大事，以私事類比公事，其要義在于把自己所要表達的施政理念通俗化、生活化和簡明化，但通俗而不庸俗，簡明而不簡單，這其中包含了鄒忌的政治智慧和擔當意識，也彰顯出一位謀士與知識分子對于以齊威王為代表的國家的忠誠與責任。這是說理藝術與擔當意識的結合，是忠誠與智慧的融合，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因此，鄒忌就能在“三問”“三答”、“三思”、“三比”的說理流程中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對齊威王思想和心靈防線的突破，成功地說服了他采取廣開言路，改進國策的措施，形成了“三變”的良好局面，成就了“朝于齊”、“戰勝于朝廷”的國家戰略目標。試想，如果鄒忌無緣無故地跑到齊威王跟前，一聲斷喝：“你上當受騙太深了，再不改要國破人亡了！”這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呢？通過類比來說理，以小喻大，給人緩沖的效果，不會感到太突然，即使涉及到敏感話題，也不會使人覺得太刺耳而難以接受。
類比或比喻說理，正是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士”所特別擅長的說理藝術，在各國諸侯為爭霸而急需用人之際，那些滿腹經綸、巧舌如簧的縱橫之士，正是運用這種汪洋恣肆的說理技巧，游說于各國君王之間，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并且意外地造就了一個學術上“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因此，《鄒》文顯示的這種獨到的說理藝術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不只體現在更容易被齊威王所接受，更在于這表現了“士”滔滔雄辯的風采，表達了他們的精神價值取向。雖然，我們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的古訓，但只要換一種思路就明白，忠言順耳不是更有利于行嗎？良藥甜口不是更利于病嗎？因為在一定的情景下，作為也想把國家治理好的帝王，不是反對或反感你提意見本身，而可能是你提意見的場合、方式、語氣和角度，有的還可能是所處的位置不同，考慮問題時的利益關切點不同所形成的意見分歧。因此，要說服對方，除了勇氣、忠誠，還必須添加策略與智謀。
這樣說來，要使諷諫取得成功，勸諫者需要具備多方面的能力與素養，其中掌握相當高明的說理技巧是最為重要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無法拉近與帝王的距離，也就達不到勸諫的目的了。但是，歷史上勸諫成功的畢竟是鳳毛麟角，那些同樣擅長類比或比喻說理的“士”以失敗而告終的不在少數。為什么只有像鄒忌這樣的人才會成功呢？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角色意識與定位，而這種意識與定位不能是刻意和做作的，而是不露任何痕跡的自然與到位。只要簡單分析一下鄒忌勸諫時所運用的說理材料就可知端倪，文中，他進行了非常自然但意味深長的對應：妻-宮婦，妾-大臣，客-四海之賓。所談之事是“比美”，所涉及的政治話題是廣開言路。這一下子就把原來的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貫通起來了，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歷史上雖然統治者歷來把這兩種空間進行嚴格的界定和分隔，并用嚴刑酷法加以防范，如“后宮干政者立斬”等，但家天下是封建社會的本質與常態，在帝王的意識深處，國，就是他的大家，家，就是他的小國，在這樣的話語背景下，你才是自己人，才好說話，我才能體察到你的耿耿忠心。或許，鄒忌在選用這一材料時，并沒有意識到其妙用，但這恰恰證明“家天下”觀念是深入到人們的骨髓深處而無法自拔的。所以，鄒忌與齊威王既然很容易在感情上形成默契，就必然會在政治上取得共識。所謂“家國情懷”就是對這層關系的真實注腳。當然，鄒忌之類，可以把自己當作一個家庭成員，但絕對不會是平等的一員，只能是奴仆，是臣下，只有在這個角色位置上，去勸諫，才有可能會有所收獲。這是其角色定位的第一層含義。
如果僅僅是奴仆也就罷了。我們再來看鄒忌的“三比”，他居然把掌握著國家重器的朝廷大臣比作“妾”了，其地位甚至不如齊威王的“宮婦左右”。這應該說是過于自輕自賤了吧，特別是在戰國那樣在政治上還算比較寬松的時期，這種自比的必要性好像值得商榷。但縱觀歷史，我們也不必奇怪，屈原，這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不是開創了把“士”比作“香草美人”的先河了嗎？不是把自己被放逐比作“怨婦被棄”嗎？唐朝的朱慶馀為了獻媚張籍不是留下了“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這等令人作嘔的詩句嗎？其實這也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這些自命不凡的士大夫會如此的低聲下氣，失去了應有的風度與尊嚴呢？道理很很簡單，現實是殘酷的，利益是誘人的，納入體制的知識分子是沒有也不能有獨立精神的。再從男性視角說，對女人的占有與征服，在某些人看來，是一種高峰體驗和所謂人生價值的最大實現，何況作為自我欲已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帝王，在滿足其權欲的同時，再適時滿足一下作為男人的特殊占有欲和征服感，豈不是人生的大快事？所以深諳帝王心理的鄒忌，就自然投其所好，自居臣妾角色，并一舉諷喻成功。因為，憐香惜玉是男人的本性，當自我感覺已飄然欲仙時，齊威王還有什么理由要拒絕來自“臣妾”撒嬌般的所謂勸諫呢？這是其角色定位的第二層含義，也是我們理解像鄒忌這樣的士大夫行事處世的關鍵所在。
從《鄒》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說理技巧加家天下觀念加臣妾角色等于“諷”，等于勸諫的成功。這個公式在一般情況下是普遍適用的。這就是中國文化邏輯；士大夫的一切都是我孤家寡人賜予的，其所有成功的榮耀和失敗的恥辱都源于一個人喜怒哀樂，在體制的強大力量面前，士大夫是一群沒有骨氣的奴隸之輩，有骨氣的早已被體制之巨石碾得粉碎。士大夫中的良知之屬，努力在自保與保國安民之間尋求平衡，有的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鄒忌、晏子等，有的逃離了體制，如陶淵明，有的淪為體制的幫兇，成為體制組成部分，這類人比例最高，也是中國文化邏輯的歸結點。這個邏輯隱含的意義是：在平衡皇權與相權的動態過程中，士大夫要謹守本分，自甘匍匐天子腳下的位置，然后，寡人才愿意采納一下你們的意見，一則滿足士大夫的虛榮。二則成全自己明君的社會聲譽，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然而，君臣之間的蜜月是短暫而充滿變數的，皇權的貪婪與張狂本性可以在瞬間把一次次蜜月演變成一場場喋血的惡夢，而“士”的悲哀并不在于因一再如此而如夢初醒，從此改弦更張，探索新的參政方式和實現自身價值的道路，而是一如既往，飛蛾撲火般地前仆后繼，癡迷地吸附于日益龐大而腐朽的封建專制肌體之上，繼續把它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和虛幻的精神寄托之邦，無怨無悔，代代傳承，構成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奇觀。但是，這種歷史狀況并不代表可以否認《鄒》文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也不意味著可以否認鄒忌對齊國所作的貢獻，不能否認他作為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和一定歷史背景下的忠君愛國情懷，以及像鄒忌那樣的治世能臣對中國歷史所作出的貢獻。至少，這樣人的存在，帶來的是社會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是一定程度上的社會進步，這總要比奸雄當道，生靈涂炭強多了。或許，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善諫”的人正以犧牲人格的方式換取自己的參政權和普通民眾的生存權，這種擔當，看上去可憐，實際上是可敬的，是值得肯定的，這是歷史的吊詭，也是中國文化邏輯的死結與悲劇。
當然，《鄒》文所在的《戰國策》所記載的人物和歷史事件，夸飾和虛構的成分偏多，真實性與可信度也需要打折扣。但畢竟還是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社會風貌和政治紛爭格局以及士大夫階層的地位與心態。因此，像鄒忌那樣的敢于與善于擔當，像蘇秦那樣縱橫捭闔，等等，構成了一幅風詭云譎的歷史畫卷，其人物行為和歷史事件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它基本吻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相關元素和士大夫的精神追求。這個歷史價值中積極因素，我們不能輕言拋棄。諷諫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擔當了延續中華文明香火的歷史重任，特別是個別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精神所散發出的人格魅力，彪炳史冊，是我們值得繼承的精神財富。
但是同樣，以《鄒》文為代表的“諷諫”文化必然會走入歷史的死胡同，一群喪失了獨立人格與精神信仰的知識分子不但無法引領中國走上由普世價值引導的新生之路，有的反而成為阻擋中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秦漢以降，皇權日隆，相權式微。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日益嚴酷，到明清時，封建專制制度登峰造極，最后轟然崩塌。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企圖通過以“諷喻”形式制約皇權，以“文死諫，武死戰”的悲情方式來實現士大夫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價值是一條自我毀滅之路。“家天下”觀念的毒害和“臣妾”角色的定位，與知識分子“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本質水火不容。我們在贊嘆像鄒忌那樣的古代士大夫的智謀、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同時，也要警惕此類文化遺產對正在轉型、正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和普世價值的當代中國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特別要警惕和旗幟鮮明地反對當代知識分子的“奴仆”心理和“臣妾”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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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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