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說《孔乙己》無疑是一篇藝術圓熟之作，但是對于作品藝術魅力及思想內容的闡釋中一直有些難題，最近幾年人們從敘述學角度研究小說，對于《孔乙己》藝術釋讀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如下論述可以說概括了當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引文中插入的A、B…是引者所加，它們是下文要討論的一些問題）：
小說的核心孔乙己與酒客的關系，已經構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這個模式里，作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識分子）的自我審視與主觀評價（自以為是國家、社會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與他（們）在社會上實際所處的“被看（亦即充當人們無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兩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地位與命運的悲劇性與荒謬性。（A）但作家并沒有選擇孔乙己或酒客作為小說的敘述者，而是別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計”充當敘述故事的角色。這樣，他就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的麻木與殘酷，形成一個“被看／看”的模式，以展開知識者與群眾的雙重悲喜劇。（B）而小伙計自己，隨著小說的展開，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后又冷酷地拒絕了孔乙己教自己識字的好意，從而構成了一個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劇。（C）他的背后正有隱含作者在“看”，從而形成第三個層面上的“被看／看”的結構。（D）而讀者在閱讀的開始是認同于敘述者的有距離的旁觀態度的，但隨著敘述的展開，就逐漸遠離敘述者，而向隱含作者靠攏，從小說外在的喜劇性中看到了（體味到了）其內在的悲劇性。讀者、隱含作者、敘述者與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復雜的小說敘述網絡之中，呈現出既非單一的，又是動態的復雜心理、情緒、美感反應。而這一切復雜性又顯現于極其簡練的敘述語言與極其舒展的敘述風格之中：這正顯示了魯迅非凡的藝術創造力。[10] 這段評論中存在一些問題，我們逐一討論。
（A）首先應該明確，《孔乙己》中的人物“我”是一個曾經作過小伙計的人，是他在回憶二十多年前的舊事（“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見聞孔乙己故事的“我”是十幾歲的小伙計，回憶、講述孔乙己故事的則是成年以后的三十多歲的“小伙計”。“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柜臺里，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么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柜是一副兇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從此”一詞在上引文當中意謂從那時候開始，指示了這段話語的性質。這里的話語基調是回顧性的，而且是舒緩超然的。現在我們明確：小說開始部分的這個能指“我”的所指稱的是三十多歲的成年的伙計。
如果上文所說成立，則（B）與（A）中的敘述者就不是沒有區別的：“從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開始，是成年的回憶者在回憶中漸漸“沉入”往事，“我”之所指便由成年伙計滑向小伙計，這一所指滑動的標志，便是場景式場面的出現：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柜里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么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么“君子固窮”⑶，什么“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一到……”這樣的句式說明這是概述，“有的叫道”開始化入場景，在場景里，成年伙計的聲音開始隱退（“他不回答”，“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仍然帶有成年伙計的聲音，尤其是“又”一詞，指示這樣的說法已經不是一次，而是反復出現的，這標明了敘述人對于事件頻率的概括），接下來的對話中，敘述人完全是客觀報道，敘述也成為場景中人物的演出，這里的敘述的眼睛與耳朵是小伙計的，成年的伙計只是作一個透明的實況轉播式的敘述。接下來的一段（“聽人家背地里談論”到“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又回到成年伙計的概述性回憶，聲音與眼光都是成年伙計的，并且也在語調上表現出來。然后再次轉入場景式敘述（“孔乙己喝過半碗酒”，到“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綜觀《孔乙己》其中的人物“我”其實有兩個，能指“我”一直在二者之間滑動，一般的評論研究者始終不能區分他們，將他們混淆的結果，是難以解釋作品的思想內容、情感態度的文本來源。
理清作品思想內容、情感態度的文本來源的關鍵，是兩個“我”的差異。兩個“我”的差異在什么地方？成年的“我”在敘述孔乙己的事情時，語調舒緩，并且也總是善意的，他所敘述的或者是關于孔乙己的好處的，或者是為了引導出當年自己與孔乙己的關系的，尤其是小說的最后一部分：
自此以后，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這一部分顯然是成年伙計的追憶的概述，充滿了對于孔乙己的同情與憶念，正是這樣的同情與憶念，喚起人們對于孔乙己人生、命運的回味。而小伙計“我”則顯示了與眾看客一樣的冷漠與無情，正是這兩個“我”的差異，構成了小說文本內在的基本張力，引導讀者讀解小說的意蘊。
在兩個“我”之上的，就是隱身在第一人稱敘事中的敘述者，它君臨于兩個“我”之上，正是敘述者操控著敘事在兩個“我”之間滑動，調整著整部小說的敘事調子與節奏，它也正是（C）所說的第三層的被看/與看中的一方。如此，
（D）的解釋就不僅是多余的，而且從方法講也是與敘述學原則相背離的，因為它以讀者的閱讀感受為基礎，而我們知道，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讀者的接受是不能作為文本討論依據的。敘述學講隱含作者，仍然是以文本為出發點并且最終落實到文本上來。我的老屋，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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