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每一位學生的發展” 是語文新課標的核心理念。而作為話語權的動態表現形式的言語活動，既是學生思想發展、情感態度發展和知識能力發展的外化行為，又是評價教師是否“尊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獨特體驗”和能否準確而靈活地調控課堂節奏的重要參數。正因為如此，學生的話語權也就成為了新課程中最為活躍的課堂元素。可是當我們理性地審視我們的教學行為和教學思想時，不難發現學生話語權的呈現方式和話語環境并不令人樂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生話語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從教師的話語場中剝離出來，它只是教師課堂提問的附屬品，缺乏主體性。二是學生的話語權只集中在幾個尖子生身上，其他學生猶如看客聽眾，缺乏普遍參與性。三是學生的話語權被看似熱鬧華而不實的“滿堂問”、“群言堂”所粉飾，缺乏探究和發展性。上述現象的存在和蔓延，必然會影響學生話語權“質”的回歸，甚至造成課堂教學效果的低效和無序。
一、由點到面，激發學生話語權的整體參與性
蘇霍姆林斯基說：“在每個孩子心中最隱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獨特的琴弦，撥動它就會產生特有的音響。要使孩子的心靈同我講的話發生共鳴，我自身就要同孩子的心弦對準音調。”的確，教師要想撥動隱秘在每一個孩子心中的“話語權”這根弦，就得事先校音定調。學生由于受知識、能力、性格、興趣等各種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影響，表現出個體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因此教師提問的“音調”應立足學情，音域寬泛，盡可能給學生較大的思維空間。如我教授《背影》時，提出“‘父親’是個什么樣的人”和“談談你眼中的‘父親’”，兩者對調控學生話語權所起的作用大相徑庭：前者是一個問題，問的結果直接指向了提問者的標準答案。處于被動地位的學生話語權活動空間較為狹窄；后者是“談”，是一個導向豐富的話題，學生的話語權可以由一個中心向四周輻射，并生成許多高質量的問題。在這個話題情景下，學生擺脫了“牽”的處境，思維空間拓展了，主體意識和獨立思考受到了鼓舞，學生話語權的參與率就會明顯提高。
二、揀選重點，主導學生話語權的主體探究性
如果教師的提問缺乏輕重主次顯得繁雜而無邊際，那么學生的言語活動只能是蜻蜓點水。學生的話語權因缺乏探究性，就可能蛻變成翻版的“滿堂問”。宋代王安石說過：“詞之不切，則聽之不專；聽之不專則取之不固。”教師提問要做到既“專”且“固”，就必須刪繁就簡，問在知識的關鍵處。如我教《最后一課》時，放棄了原定的結構分析、人物形象分析、主題歸納、寫作特點小結等繁瑣而陳舊的教學設計，而預設了“小弗朗士是不是一個好學生、韓麥爾先生是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師”這樣兩個大問題，讓學生從文本中找話由找根據。“牽一發而動全身”，結果學生個個有理有據，爭得面紅耳赤，引出了小弗朗士和韓麥爾先生前后變化的原因，理解了失去國土對人心的震撼，自然而然就深入到了愛國這一主題。學生也為自己能積極參與主動探究而興奮不已。
三、無中生有，拓展學生話語權思維空間的多向性
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內涵不是凸現在文字的表面，而是需要“盡可能用自由大膽精神去關照和欣賞”（歌德）。“無中生有”就是大膽想象，這種“自由大膽精神”的實踐和嘗試。教師要在文本的“無”處通過對比辨析、求異論辯、遷移創設、聯想拓展等思維方式，制造“有”的內容，引導學生的話語權向空間思維的多向性發展。如我教《最后一課》，講到“韓麥爾先生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兩個大字：‘法蘭西萬歲’，然后呆在那里，頭靠著墻壁，話也不說，只做了個手勢”時，我讓學生聯想拓展：此時時景如果要你設計韓麥爾先生想說什么，該如何設計？比較你設計的話題跟原文的“動作”哪一個更有說服力？通過想象對比，學生既能感受到韓麥爾先生的愛國精神，又能領悟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
四、求同存異，立足學生話語權的持續發展性
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已決定了課堂教學的重點應立足于學生的可持續發展上。法國教育家第惠斯多曾說：“教學藝術的本質不在于傳授，而在于激勵、喚醒和鼓舞。”有時教師急功近利而忽略了“教學藝術的本質”。如對學生的一些錯誤答案或置之而不顧，找別的學生繼續回答；或簡單否定其回答；或者就事論事地引發一番，不得要領。這種缺乏甄別和寬容的評價，必然影響學生話語權的積極性。教師應鼓勵學生大膽求異，多方面、多角度、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求同存異的發展觀中最終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如我教《我的信念》一課時，當講到居里夫人拒絕申請鐳的專利時，我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同意居里夫人的這種做法嗎？”在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很多學生認同居里夫人的做法。有一位學生提出他自己的觀點：“我不同意居里夫人的這種做法。”“那你該怎樣做呢？”我反問道。“如果我是居里夫人，我會申請鐳的專利權，用獲得的報酬來改善實驗條件。”我當時給予的評價是“從現實出發，更利于搞好實驗，是一種很切合實際的做法”。這一評價極大地激發了學生行使話語權的積極性。以后提問，該生總是踴躍發言。
五、收放并舉，調控學生話語權的價值取向性
《語文課程標準》中指出：“語文課程豐富的人文內涵對學生精神領域的影響是深廣的，學生對語文教材的反應往往是多元的。”多元的文本解讀，不僅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也為學生的話語權營造了一個寬松的語言環境。當然，這樣的語言環境并不意味著學生的話語權可以“天馬行空”，教師那種放而不收或收而無度的做法只能導致違背文本思想內涵和價值取向所謂的“創新”，如“武松打虎是不愛野生動物的表現”、“牛郎趁織女在洗澡時拿走織女的衣服是不道德的”等。教師作為課堂的“組織者”和“引導者”，既要“善放”，也要“善收”。我教《愚公移山》組織學生討論“愚公移山的精神意義之所在”時，就有不少學生認為愚公不必移山。他可以搬家，或可以開劈新路，或是靠山吃山發展經濟，甚至有的學生認為愚公是破壞環境、破壞生態等等。對于這些學生的回答或討論，既要適當肯定，又要結合該文的學習目的，把學生們討論的意識引到“愚公移山的精神”的現實意義上來，而不要過分強調愚公的做法。對于愚公的具體做法還需要放回到先秦時代去考察。這樣既達到了教學的目的要求，也避免了學生無的放矢地討論問題。
總之，要想有效控制學生的話語權，教師不僅要尊重學生的話語權，更要懂得引之有法、導之有序、放之有度、收之有益的“經營”之道。學生的言語哪怕是一粒沙子，在我們的悉心“經營”和呵護下，也定會變成熠熠生輝的珍珠。當學生不是為教師而言說，而是為自己而言說的時候，真正的自由民主發展和充滿生命氣息與創造力的課堂才會真正呈現。
毛德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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