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猖會》：五牲成神的潛行魔法
--名著導讀《朝花夕拾五猖會》文學解讀
“粵自盤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開混茫。
……
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卻，不留一點痕跡了，只有背誦《鑒略》這一段，卻還分明如昨日事。”
這是魯迅先生在《五猖會》中描述“我”兒時親歷的一個場景。兒童背書，本是極平常的事。為什么事隔近四十年，卻始終留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呢？或許，這正是解讀這篇文章的關鍵所在。
一個優秀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教材中的名家經典，本身有著深廣的人文內涵。閱讀《五猖會》，人們都會注意到一個問題：文章回憶的是“兒時父子之間的一場微妙的沖突--‘我’對五猖會的熱切盼望和父親的阻難”，但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談迎神賽會。難道僅僅是為了強化賽會對自己的誘惑，為沖突作鋪墊嗎？并不盡然，我以為。
五猖會，是以當地五猖廟而得名的。那么，這五猖究竟是哪路“神圣”呢？據專家介紹，關于五猖，史料中早有記載，且呈現出復雜的面貌，甚至具有相悖的屬性。而魯迅先生在文中，巧妙地化用了《聊齋志異》所記的故事，結合實景描寫道：“神像是五個男人，也不見有什么猖獗之狀；后面列坐著五位太太，卻并不‘分坐’，遠不及北京戲園里界限之謹嚴。”進而揭示了它們作為奸邪之神的本質--“殊與‘禮教’有妨”，并不無揶揄地說：“但他們既然是五猖，便也無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別論’了。”因此，在兒時的記憶中，這五猖廟是一座“特別的廟”，“名目就奇特”。很顯然，即使是一個幼稚的兒童，這樣的認識也很難與對五猖會“盼望”真正聯系在一起；相反，其中的諷刺意味，讀者不難體會，作者的憎惡之情也溢于言表。
王得后先生在導讀正文最后這樣寫道：“《朝花夕拾》不是為少年兒童寫的，但寫了許多關乎少年兒童的事，同學們盡可以隨便翻翻。待他年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人生閱歷，回憶所及，再來細讀，我敢說，你一定會溫故而知新，掩卷三思，唏噓不已。”王先生說“不是為少年兒童寫的”，就是明確告訴我們，魯迅的作品含義深刻，有些內容，作為中學生還難以認識和理解。換句話說，《朝花夕拾》表面上看似在回憶兒時的小事、瑣事，而實質上表現的卻是大問題、大思想。
我們知道，《朝花夕拾》創作于1926年。就創作背景看，大而言之，正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軍閥混戰，城頭變幻，政治黑暗，風雨飄搖；小而言之，在此前及創作過程中，魯迅先生經歷了“女師大事件”、“與現代評論派論戰”、“三一八事件”、“赴廈大任教”等重大事件或變故。可以說，這些事件，在他的作品中或隱或現，都有所表現，《朝花夕拾》當然也不例外。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后了。”這是《朝花夕拾小引》中的話。其中提到的“中三篇”，包括《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和《無常》。“三一八”事件發生后，段祺瑞執政府密令通緝魯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自3月底至5月初，魯迅先后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和法國醫院暫避。試想：一個身處流離之中，躲避魔爪之災的作者，還能有閑情逸致，去敘寫一些童年軼事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他同時寫成的另一篇文章，就十分清楚了。在《二十四孝圖》中，作者毫不掩飾自己的激憤，用了“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來詛咒虛偽的禮教；同樣，在《五猖會》中，我以為作者正是借五猖這個形象，向人們揭露了惡魔成神這樣一個現象。所不同的，只是一篇直白，一篇含蓄一點而已。
時下，有一部風靡全球的作品--《暮光之城》。據稱，自小說問世至今，全球銷量已超過1億冊。斯蒂芬妮梅耶不但造就了一部作品和數十億美元價值的傳奇，而且讓一個蒼白、獠牙、暴戾的吸血鬼，從黑夜走到了前臺，并一舉嬗變為人們追捧、崇拜的偶像。的確，作品中主人公俊朗的外表、獨具的魔力，令人欣羨；不老的生命、亦人亦鬼的異類生活，也讓人著迷；當然，讓吸血鬼擁有些許人類的良知，更容易引起人們情感上的認同；而人物形象本身對傳統的顛覆，也迎合了當今人們追求異化美感的潮流，如此等等。總之，無論是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本身，還是受眾的心理期待，都讓這個惡魔變王子的故事，演繹得順理成章。
其實，這種故事并非梅耶的專利。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不乏類似的“傳奇”。我們的五猖，不就是一個例證嗎？特別是當這一切成為現實的時候，再來反觀這類故事，就值得深思了。
就拿北洋政府時期的軍閥政客們來說吧。這些軍閥政客，一方面相互爭權奪利，血腥殘殺；另一方面，又口口聲聲高唱封建禮教，以正人君子的面目示人。一度盤踞在江浙等地的軍閥孫傳芳，曾下令禁止婦女穿旗袍，認為是傷風敗俗的；直系軍閥吳佩孚，據說一生飽讀圣賢之書，以儒將兵，自已也固守信念，被認為是“中國最強者”。而孫中山卻給他“事事騙人”的評語，一語中的；段祺瑞，不但生活嚴謹，素有清譽，而且還戴著“三造共和”的光環，但“三一八慘案”卻讓他“一世清名，毀于一旦！”莫非也象梅姑，能守節成神，而一旦得道，就可“又作別論”了？有傳言說，慘案發生后，段祺瑞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隨后嚴懲兇手，自己引咎辭職，并且退居天津日本租界，自號“正道居士”，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倘若傳言屬實，這種做法，看上去不象在演戲，即使是演戲，也是相當感人的。似乎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態。但正如魯迅所說：“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了血寫的事實。”
在《五猖會》中，還有一段很顯眼的引文，那就是開頭引用《陶庵夢憶》中《及時雨》一節。其實，文中只引了前面一部分，看上去，只不過是說明古時賽會的“豪奢”，因而勾起“我”的興致。這里，我們暫且不論作者專引張岱《陶庵夢憶》的用意（那也是值得探討的），單看《及時雨》的后半部分：“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致，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為耶?’余俯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嘆，老人亦匿笑而去。”上段中，張岱借季祖南華老人的責問和自己“巧妙”的應答，揭示了當時山盜蜂起的社會現實，指出了扮《水滸》禱雨的荒誕，又暗諷了統治者的腐敗。試想，一方面山盜蜂起，另一方面卻大書“風調雨順、盜息民安”，這種玩弄花樣、粉飾太平的手段，不正是封建統治者愚弄人民的慣用伎倆嗎？而可悲的是還有如自己一般的人，明知這種荒唐的舉動“誕而無謂”，卻還是費盡心機在為其謀劃、辯解，或在旁邊搖唇鼓舌。讓人“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聯系魯迅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經歷的事件，現實的針對性不言而喻。因此，魯迅在引文后說：這樣白描的活古人，誰能不動一看的雅興呢？可惜這種盛舉，早已和明社一同消滅了。
在人們的信仰中，鬼神似乎向來是連在一起，怕鬼和敬神，沒有嚴格的區別。日常，我們就有敬鬼神一說。而對于五猖神的敬仰，更有深厚的淵源。據專家介紹，對“五猖”的信仰起源于鄱陽湖流域，普及于徽州地區，爾后流傳到江南各地。唐時已有香火，在宋代獲得皇家封號，于明初成為可享國家血食的正神。至清初，因為于禮教不合，才予以禁止。但在民間，卻依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對五猖的敬畏。傳說五猖由五種動物之精化身成形，俗稱“五牲”，尊為“五圣”。它們奸邪兇惡，但善于蠱惑人心，所以雖然橫行作祟，民眾還是無法抗拒，迷信不疑，因襲舊俗，家家私祭，以消災祈福；二是出于對善行的期盼。魯迅所提到的五猖廟，在紹興城東六十里外的東關，現屬上虞。東關五猖廟，是同類廟宇中較大的一座，香火也最為旺盛。據當地人介紹，那里的五猖廟原本也很小，后因五猖顯圣護塘，保守了一方平安，出于對善行的感念，所以才加以擴建，并成立“五猖會”，會首由當地名紳輪流做莊，定期辦會，四鄉八村都十分踴躍。難怪魯迅先生把看東關五猖會，說成是“兒時所罕逢的一件盛事”。此外，關于五猖，還有招財一說。可見，人們信仰五猖這類的兇神惡煞，主要還是強調它蔭鄉土、佑安康、廣招財的“神通”。以致于對相應的所有迎神賽會，都覺得是“光榮的事業，與聞其事的即全是大有運氣的人。”然而，無論人們是敬，還是畏，或是有所乞求，都足以使這類惡魔平添幾分神氣。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魯迅先生的這篇《五猖會》，決不在于拿些舊事，來抒寫性靈。文章最后，作者清楚地告訴我們，當“我”按要求背完《鑒略》，“卻并沒有他們那么高興。開船以后，水路中的風景，盒子里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于我似乎都沒有什么大意思。”在魯迅看來，“讀《鑒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所以，當我們透過五牲成神的特例，追本溯源，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后，你還能對五猖會日夜盼望嗎？從這點上說，魯迅的文章，實在耐人尋味。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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