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在我國史學與文學中的價值--從《史記》中看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的理解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后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匯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后，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后人補綴的）。那么，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并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贊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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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準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游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于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斗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于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并不帶有丑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并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后的規律是什么，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于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范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民領袖、卿相、將帥、后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游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后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并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忠于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欲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于戰斗、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師方技之人苦心鉆研、農工商賈的各項經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盡管這樣并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后，是《呂太后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里，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贊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里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并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后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仲列傳》卻又贊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后不肯殉節、從囚牢里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游俠對社會統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贊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并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于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中 國古代史傳文學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初具規模，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 其后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和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但是，以人物為 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卻是司馬遷的首創。《史記》的出現，標志中國古代史 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
《史記》是傳記文學名著，但它具有詩的意蘊和魅力。《史記》指次古今， 出入風騷，對《詩經》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 格也為《史記》所借鑒，充分體現了大一統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的融匯。
《史記》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為后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強 大的動力。
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史記》一書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 為后代作家樹立起一面光輝的旗幟。《史記》所滲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 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舍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于犧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記》中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從不同側面集中體現了上述精神， 許多人物成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對象，給他們以鼓舞和啟迪。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寫作技巧、文章風 格、語言特點，無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從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他們的文章也深受司馬遷的影響。 《史記》在語言上平易簡潔而又富有表現力，把許多詰屈聱牙的古書詞句譯成漢 代書面語，還適當地引用口語、諺語，顯得生動鮮活。《史記》語言多是單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對仗工穩，亦不避諱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為如 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評駢儷文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糾正艱澀古奧文風時，都要 標舉《史記》，把它視為古文的典范。
《史記》的許多傳記情節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為后代小說創作積累了 寶貴的經驗。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許多基本手法，在《史記》中都已經開始運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通過具體事件或生活瑣事顯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沖突中加以表現。從唐傳奇到明清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安排、 場面描寫等方面都可以見到《史記》的痕跡。同時，古代作家還從寫法上探討《 史記》與小說的關系，得出了許多精辟的結論。
《史記》的許多故事在古代廣為流傳，成為后代小說戲劇的取材對象。元代 出現的列國故事平話，明代出現的《列國志傳》，以及流傳至今的《東周列國志》 ，所敘人物和故事有相當一部分取自《史記》。明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也 是大量利用《史記》中的材料。《史記》的許多人物故事相繼被寫入戲劇，搬上 舞臺，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１８０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１３２種元雜劇中，有１６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后來 的京劇也有不少劇目取材于《史記》。總之，《史記》成為中國古代小說、戲劇 的材料寶庫，它作為高品位的藝術礦藏得到反復地開發利用。（《中國文學史》袁行霈主編）
《史記》的風格特征
《史記》的敘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司馬遷雖 然也從瑣碎的生活細事寫起，但絕大多數的人物傳記最終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中 展開，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間，他所選擇的題材多是重大的。司馬遷不 是一般地描述歷史進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是對歷史規律和人物命運進行深刻 的思考，透過表象去發掘本質，通過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規律。這就使得《史記》 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蘊，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格。
司馬遷善于把筆下的人物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表現，在敘述一系列重 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展示個人命運偶然性中所體現的歷史必然性。在《蘇秦列 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對于戰國諸侯間微妙復雜的利害關系反復和予以 演示，以七國爭雄為背景展開了廣闊的畫面。蘇秦、張儀準確地把握了當時形勢 的特點，抓住了機遇，相繼干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成為那個時代的傾危之 士。陳平年輕時就胸懷大志，足智多謀，適逢秦末動亂和楚漢相爭，于是他大顯 身手，屢獻奇計。他設計離間項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亞父”這位謀士。滎 陽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東城門迷惑楚軍，劉邦得以出西城門脫險。是他暗示 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以穩定形勢，又是他建議劉邦的偽游云夢澤而借機擒韓信。劉 邦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七日，又是陳平出奇計化險為夷。陳平所獻五計，無一不是 關系到劉邦的生死存亡、關系到天下的興衰安危。陳平這位謀士的形象，也就在 駕馭歷史風云的過程中日益豐滿。《史記》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瑣、或偉岸； 有的先榮后辱，有的先辱后榮；有的事業成功，人生幸運，也有的雖然事業成功 卻命運悲慘。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演、演員，又把他們寫成重大事 件的產兒，通過描寫、敘述他們對時勢、潮流的順應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 把握與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筆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廓畫面，點出其中蘊含的哲 理。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史記》也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劇人物形象，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多種類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論，有些 悲劇主人公身上體現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 矛盾。這類悲劇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他們的行動具有超前性。盡管他們的主張 是正確的，但由于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獻出 了生命，推行變法的吳起、商鞅，主張削籓的賈誼、晁錯，都是這類悲劇英雄。 還有一類悲劇人物盡管死得非常壯烈，但他們的悲劇性不是體現了無法實現的歷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們相信舊制度的合理。田橫是司馬遷著力描寫的英雄人物， 他兵敗之后不愿意投降漢朝而自殺，其隨從和東海五百義士也相繼殉難，涌現出 的是一個悲劇群體。從本質上看，田橫所要維持的不過是諸侯稱雄、列國割據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橫相信已經過時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為 之而奮斗拼搏，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為悲劇人物。《史記》中許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諸侯王，都屬于這類相信舊制度合理性的悲劇人物。《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按 其品格劃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兩類。《趙世家》中為保護趙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犧牲的義士公孫杵臼、程嬰，《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中的刺客游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獻身精神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無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劇英雄。還有一些悲劇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顯的弱點，由這些弱點而導致的失誤最終毀滅了自身。但由于他們終歸是英雄， 所以其毀滅也是悲劇性的。這類缺失型悲劇英雄以項羽為代表，他生前戰功赫赫， 死得慷慨壯烈，他的弱點也暴露得非常明顯，只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本身的缺欠。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為眾多悲劇人物立傳，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贊揚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 烈丈夫形象。他筆下的虞卿、范睢、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窮愁中著書立 說，或歷經磨難而愈加堅強，或身被刑戮而自負其材，欲有所用。所述這些苦難 的經歷都帶有悲劇性，其中暗含了司馬遷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馬遷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根源時，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以及命運不可捉摸、 難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傳》中慨嘆“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 中反復強調“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豈非命也哉！”對于像蕭何、陳平那樣 的幸運兒，司馬遷認為他們的人生偶然性中體現出歷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對 歷史潮流的順應使他們扮演英雄的角色，命運對于這些人來說不是難解的謎。而 從那些悲劇人物身上，司馬遷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和人生的不確定、不公平和難 以理解。司馬遷還通過為悲劇人物立傳。揭示了異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吳起為了 當上魯國將軍而殺妻，未為卿相而母死不歸，名韁利鎖把他變成一個刻暴少恩之 人，最終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績與人性的嚴重異化形成直接沖突。張耳、 陳余早年為刎頸之交，后來卻反目為仇，也是利欲把他們拆開。
《史記》富有傳奇色彩。司馬遷喜歡獵奇，把許多傳說故事寫入人物傳記中， 造成一種神秘感。寫秦始皇晚年行跡，穿插許多怪異反常的事情，以及神靈的出 沒，用以預示秦王朝末日的到來。寫漢高祖發跡，則用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 醉斬巨蛇等傳說以顯示他的靈異。除了類似荒誕不經的傳說之外，《史記》所寫 的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為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 身不復見，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張良是位傳奇人物，文中出現的商山 四皓同樣來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記》中的許多故事都疏離常規，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傳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貴，竇姬本 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卻陰錯陽差成了皇后。這些宮廷故事也是表現人 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但它釀成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田單列傳》的傳主田單 是一位智謀之士，這篇傳記寫了一系列的奇謀奇計，尤其是用火牛陣大破齊軍一 節，更是精彩絕妙。傳記贊語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跡，可謂奇上加奇。 《史記》的傳奇性還源于司馬遷敘事寫人的筆法。司馬遷為文疏蕩多變，忽起忽 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起滅轉接，令人莫測端倪。《伯夷列傳》是為伯夷、 叔齊作傳，但卻以議論開篇，又引許由、卞隨、務光等人為伯夷、叔齊作陪襯， 幾乎使人不辨賓主。敘伯夷、叔齊事跡后，在議論中引出顏淵、盜跖，從正反兩 方面說開。結尾點題，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傳后世。通篇意到筆 隨，縱橫變化，煙云繚繞，撲朔迷離。《史記》的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 特之處，它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回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生 傳奇效果。
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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