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吶喊自序》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鐵屋子”的“萬難破毀”報有“確信”，絕望于“鐵屋”中人的前途；他又從自身經驗范圍的有限性出發，認識到他之必無希望的證明不能折服別人之所謂可有，至少邏輯上不能抹殺希望存在的可能性，從而產生了“聽將令”“遵命”吶喊的動力。待到他的“彷徨”時期，新文化運動已經退潮，陣營已經分化，原初的啟蒙者的“將令”已無形中被消解，再加上社會政治環境的惡劣、婚姻方面的壓抑、兄弟失和等因素，使得此時魯迅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惑和思想痛苦之中。比之《吶喊》，《彷徨》淡化了“聽將令”的色彩，而走向啟蒙話語的邊緣。《吶喊》中受到擠壓的作者的“確信”和絕望，雖顯得黑暗和虛無，但作為魯迅此時期心理真實的一面終于在《彷徨》中得到較為充分的展示；與此相映照的是，魯迅又有著別人難以企及的直面人生的勇氣，在否定希望的同時，又和絕望抗爭。“反抗絕望”是此時期魯迅思想探索的依歸。魯迅最終超越了希望和絕望，也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我們可以在《彷徨》中摸索到一條“反抗絕望”的思想斗爭、探索的脈絡，而《彷徨》本身就可視為魯迅的“絕望”和“反抗絕望”兩種意向和選擇進行搏殺的戰場。
《野草》和《彷徨》一樣，都映射出二十年代中期魯迅的內心矛盾和斗爭，前者作為象征世界更清楚完整地熔煉進了魯迅此時期的人格心理狀態。作為基本上產生于同一時期的作品，《野草》和《彷徨》具有生命體驗上的密切聯系，從而為我們進行彼此間的往返映證提供了基本依據。這樣的往返映證，無疑對深入理解兩者具體篇章大有裨益。
以上認識，構成了解讀《彷徨》中《在酒樓上》的兩把鑰匙。
研究者們在分析《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時，對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確，大多認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時代反封建激進的戰士”或民國初年的一位對辛亥革命失望的頹唐者。關于呂緯甫頹唐情緒的由來，有不能抵擋新文化運動落潮后封建勢力“卷土重來”和“對辛亥革命失望”兩種解釋。與此相應，在小說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問題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不同意見。兩種結論雖相距甚遠，卻都不免有脫離作品實際之嫌--它們并不能從對小說的文本解讀中得出。實際上，《在酒樓上》中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說文本并未向我們透露任何導致呂緯甫消沉、頹唐的具體歷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異的兩種結論，癥結在于對外部社會印證式解讀模式進行的粗糙操作。把這些結論強加給小說中的人物，作下確定不二的“解釋”，不僅有膠柱鼓瑟之嫌，也大違作者本意。而這種粗糙的社會印證，只能妨礙對呂緯甫形象的精神實質的準確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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