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的田園小說、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和汪曾祺的高郵風情小說，在總體風格上比較突出地體現(xiàn)了京派小說的藝術(shù)風貌。他們在悲慘感傷的農(nóng)村中尋覓詩情，極力在小說中表現(xiàn)農(nóng)村美麗的自然環(huán)境，淳樸的鄉(xiāng)風民俗，純真、善良、友愛、無私的人倫道德。
廢名、沈從文的田園可謂之“夢中的田園”，與其他鄉(xiāng)土作家的現(xiàn)實的田園相輝映，以對原始、純樸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贊頌從另一角度進行著改造“國民性”的思考。而汪曾祺在對風俗、環(huán)境的描寫中似乎挖掘出了鄉(xiāng)土中潛藏著的詩意本質(zhì)。
1．廢名、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都描寫人性美、人情美，都運用了詩意的抒情的表現(xiàn)手法，但是他們的“田園夢”仍呈現(xiàn)出迥異的色調(diào)。就其思想內(nèi)涵來說，廢名的小說中藏匿著禪趣，沈從文的小說里顯現(xiàn)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說則表現(xiàn)的是生活的詩意原質(zhì)。
廢名在《橋》以前的小說中以隱含禪趣的筆墨，寫自己領(lǐng)悟了的自然美景，繪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廢名親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尋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尋覓頓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塵外的莊禪人格。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園、陶家村、史家莊等古樸、純真、幽靜的景物中洞見世間萬物生命本體的躍動。
沈從文的小說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透視人生，以表現(xiàn)人性為中心內(nèi)容，以探討民族品德的重造為旨歸，熱衷于表現(xiàn)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生的審美理想。沈從文身居現(xiàn)代都市，卻懷抱頑固的“戀鄉(xiāng)”情結(jié)，這種巨大的內(nèi)心矛盾、對立化的情緒，導致了他精神的流浪與逃亡，急于尋找棲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夢撫慰了他疲憊的靈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觀察城市，極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淪落、人性泯滅的嚴重癥結(jié)。那黑暗的現(xiàn)實，腐敗的政治，丑惡的人際關(guān)系，被扭曲變態(tài)的靈魂，使他驚呼：這是“神之解體的時代”！沈從文鄭重聲明：“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由此可見，沈從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與“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寫和歌頌人性美，用湘西小說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構(gòu)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馳騁想象、弘揚美好人性的精神舞臺，是一個亦真亦幻的藝術(shù)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不論貧富，不講地位，沒有欺詐壓迫，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互幫互肋，互敬互愛。走進這一世界，受傷的精神會得到撫慰，垢污的俗念會被滌蕩，凡胎之靈魂會經(jīng)受洗禮而升華。
汪曾祺的小說卻透過對于高郵鄉(xiāng)鎮(zhèn)舊事的記憶，以一種恬淡平靜、和諧溫馨的“田園牧歌式”的抒情筆法，和“天國仙境般”的夢幻情調(diào)，抒發(fā)著他所追索的一種空靈閑適、清新超脫的儒雅境界和浸透著東方靈性之氣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說創(chuàng)作不僅在取材上具有明顯的民間地域性特點，而且所描寫的對象大多是民間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對待這些人物，并不是像魯迅寫阿Q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者像《祝福》那樣揭示其凄慘的悲劇命運。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說那樣反映他們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fā)掘蘊藏在他們內(nèi)心的美質(zhì)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陳四、陳泥鰍……這些下層勞動者的生活并無多少光明可言，但，他們都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從而使他們的生活充溢著一種生命的歡愉。因而以往的評論中，常把汪曾祺的這種描寫稱之為“風俗畫”。但是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目的卻絕不僅僅在“風俗畫”，其深刻的主題意蘊是向人們揭示一種獨特的民間原生態(tài)及其包含著的生命意識。他向讀者呈示的是一種自然的原生形態(tài)，人們的風俗習慣，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與“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顯示著一種獨立于傳統(tǒng)之外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
2、同樣寫質(zhì)樸、美麗的愛情，廢名筆下主人公的愛情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如小林與兩位姑娘的愛情不帶一絲欲望，無疑是用禪意提升了生活原態(tài)；而對于沈從文，愛情是沈從文描寫人性美的重鎮(zhèn)。他的愛情描寫包括兩類：一類是原始民間傳說，一類是現(xiàn)實題材。前者多是寫男女主人公超凡脫俗的靈魂，他們把愛情看得至尊無比，愿以生命換取愛的純潔、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等）；后者側(cè)重表現(xiàn)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愛得真摯、熱情、活潑、勇敢，躍動著旺盛的生命力（《連長》、《柏子》、《雨》、《雨后》等）。沈從文從他的人性觀出發(fā)，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體現(xiàn)，任其小說的主人公生命本能盡情恣肆，導演著生機勃勃的愛情場面。這兩類題材雖不同，但都表現(xiàn)了湘西人天生的戀愛觀：愛必須以愛為前提。湘西人的愛情不受權(quán)勢、名利、金錢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種自然的愛與美的情感。無論是帶有原始民間傳說色彩的青年男女，還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貧富，不飾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無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顆愛心，雖不乏蠻性和不可取之處，但那愛必須以愛為前提的“自然道德”卻是值得首肯和贊頌的。沈從文對湘西人愛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呼喚恢復愛情的純潔、真誠、神圣，向以金錢、權(quán)勢、地位為內(nèi)容的“城市人”的違反自然人性的戀愛觀提出了挑戰(zhàn)；二是包含著作者的民族憂患意識，希望如湘西人“勇敢”、“發(fā)狂”地追求愛情那樣去塑造起一個自由強大、生機勃發(fā)的民族。
汪曾祺對愛情的描寫上表現(xiàn)為作品中人物對清規(guī)戒律的蔑視。《受戒》里的和尚幾乎沒有一個嚴守戒律的。作為和尚的明海愛上了小英，但愛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潔。在汪曾祺小說中，男女性愛是高尚自然的行為。他的興趣不在于一般意義上的合禮儀合規(guī)矩的性愛，而在于那些越軌破戒的性愛。那些小說人物之所以破戒求愛，乃是寄寓著對于美好人生的詩性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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