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張愛玲在英文雜志《二十世紀》月刊上發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寫成中文，名為《更衣記》，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記錄了中國時裝三百年來的變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積淀及獨特的生活閱歷賦于張愛玲散文一股強烈而獨特的文化氣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與西方現代意識的雙重滲透，使《更衣記》具備了雙重美學品格。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與揚棄，使張愛玲的服飾美學思想充滿了濃厚的文化內涵。
1、對東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領悟賦予了張愛玲的服飾美學思想以雙重美學品格。
東西方文化的沖突是現代作家共同面臨的課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是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對此深切的領悟賦予了張愛玲作品以雙重美學品格。“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么連鞋底上也滿布著繁縟的圖案呢？”“我們的時裝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不比在巴黎，幾個規模宏大的時裝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壟斷一切，影響及整個白種人的世界。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因為這緣故，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東西方兩種文化視點，而能一語中的，這使張愛玲的服飾美學思想顯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內涵。
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對中國古代服飾的發展和變化影響極深。就其文化內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禮”的觀念已滲透到穿衣戴帽的許多細節中，尤其是上層社會，無論是“君子”還是貴婦的服飾，無一不受這種觀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對服飾的影響更為顯著。張愛玲對此觀察與體會得相當敏銳。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通常都是黑色，逢著喜慶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態最嚴格的試驗。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姍姍，百褶裙雖不至于紋絲不動，也只限于最輕微的搖顫。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系著鈴。行動時只許有一點隱約的叮當，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
這些服飾上的規矩與民俗文化息息相關，是中國古代服飾的獨特風貌，對清代仕女服飾至民初服裝文化頗有參考價值，張愛玲的散文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風俗錄。
在《更衣記》中，張愛玲本著對人性的興趣，和對民族性和風俗民情的特殊了解，從談服飾入手，來表現中國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中國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這里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姿，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閑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上最清閑的國家里最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
與其說張愛玲在談服飾不如說她談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記》中我們也能感受到張愛玲濃厚的追求“個性化”的服飾情結，或者也可以說，這是張愛玲在此文中有意無意中所做的一個“文眼”:
目前中國人的西裝，固然是謹嚴而黯淡，遵守西洋紳士的成規，即使中裝也長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滾，質地與圖案也極單調。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單憑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個男子。
有一次我在電車上看見一個年輕人，也許是學生，也許是店伙，用米色綠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緊的袍，腳上穿著女式紅綠條紋短襪，嘴里銜著別致的描花假象牙煙斗，煙斗里并沒有煙。他吮了一會，拿下來把它一截截拆開了，又裝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頗有得色。乍看覺得可笑，然而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歡？……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松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了？
追求服飾的自由，追求一種“無所顧忌”的自在人生，這在張愛玲的許多散文中都有體現。受過東西方文化浸染的張愛玲在其服飾美學思想中體現的這種雙重美學品格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本色”的張愛玲。
2、發掘隱伏在細節事件背后的理性晶體，給讀者展開一片思想的家園。
張愛玲既有獨特、敏銳的感性觀察力，又有獨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與發現，充滿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閃爍著理性的波光。她總能在讀者面前展開一片思想的家園，但這又不是有意為之，這些知性沉思是性靈之河的流淌中不時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記》中張愛玲對服飾的存在形態進行深邃的哲學思考，它賦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啟迪。
這嚇人的衣服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征了那個時代。
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于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后的狂笑。
張愛玲對人對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說起話來擲地有聲，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寫，自然地發掘隱伏在細節事件背后的理性晶體，給讀者展開一片思想的家園，使讀者獲得智慧的頓悟與提升。她讓讀者對兼具形象描摹與啟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層的理解，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種審美趨向。可以說，張愛玲的某些散文已成為人類知性和個人經驗的結晶，她那種對人類、民俗等析理奧妙的探尋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味。“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一句輕輕的話語便詮釋了她的美學觀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題材上的通俗和凡常，顯露出其析理深度，給人以警醒和啟示。
3、機敏、富麗地設色用詞，兼具“機警、幽默、感傷、諷刺”的特點。
《更衣記》的語言風格同張愛玲大部分散文一樣，感覺豐盈，浮想聯翩，韻味盎然，機敏、富麗地設色用詞，深具民族風味，同時也吸收了英國小品文機智幽默的特點。張愛玲被公認為是語言煉金師，一個個絕妙的譬喻，常令人贊嘆不已。
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中國女人的緊身背心的功用實在奇妙--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象個女人而象一縷詩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寶一般，沒有年紀的，隨時可以變賣，然而在民國的當鋪里不復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這些輕松隨便灰諧風趣的句子，這些絕妙的比喻，在張愛玲散文中隨處可見，突現了張愛玲散文語言“機警、幽默、感傷、諷刺”②的特點。
張愛玲還喜歡套用現成的詩句、俗語、諺語，并認為是中國人語言中重要的纖維。“衣服似乎是不足掛齒的小事。劉備說過這樣的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夠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這些民族色彩濃厚的語句，被張愛玲信手拈來，運用得恰到好處。正如余彬所說:“她的散文顯然比她的小說更來得從容不迫，揮灑自如。她的散文則往往可以做到起落無跡，‘行于所當行，止所當止'。”“其雋永的諷刺，尖新的造語，顧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顯得分外妖嬈俊俏。氣盛言宜，她的文章議論風生，神采飛揚，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毫無阻滯。正是傅雷贊嘆的，是‘色彩鮮明，收得住，潑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記》中還運用了大量的色彩語言詞匯，如“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顛狂冶艷的，--一頂瓜皮帽，帽沿圍上一圈皮，帽頂綴著極大的紅絨球，腦后垂著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著一對金印，動輒相擊作聲。”映現在讀者眼前的全是這類鮮活的服飾描寫，張愛玲善用色彩描寫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氣質，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術教育，所以運用色彩描寫成了張愛玲表情達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天才夢》的結尾句把生命之樂和生命之悲同時驚現于人們面前，給沉浸于現代文明中的人們以震撼。同樣，“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更衣記》中這一句似乎不經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張愛玲古典美學思想中的一種現代的文明意識。張愛玲散文中的這種雙重美學品格，在中國現當代散文隨筆中，都堪稱典范。
[1]來風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M].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艷異-一張愛玲與中國文學》[M].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3]余彬.張愛玲傳.[M].海南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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