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網 吳承學 何志軍
內容提要 魏晉南北朝詩學批評大力倡導詩歌創作的個性化與抒情作用，歷來為人熟知。然而當時大量新起的詩歌創作形態卻反映出更為深層的文學傾向和風氣：追求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充分地體現了儒家“詩可以群”的美學觀念。這兩種傾向在當時并行不悖且水乳交融，詩歌既成為抒發個人性靈的工具，同時也成為公共社會關系的潤滑劑。“詩可以群”的傾向是詩歌創作走向普及與繁榮的巨大驅動力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
每個時代文學思潮的表現是多樣的，見諸文字的理論如專論、序跋等，容易為人所注意和認可；但是許多人們司空見慣而又習焉不察的事物或現象，有時反而可能更真切地反映人們深層的思想觀念。文體創作形態就是如此。文體形態是人類感受世界、把握世界、闡釋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們是歷史的產物，積淀著深厚的文化意蘊。當特定的文體形態與群體的感受方式和時代精神相對應時，才受到普遍的接受，這正是某些文體形態在特定時代興盛的基礎。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壇上，興起一些創作形態，這些創作形態往往又是交織而兼用的，當然，有些創作形態早在魏晉以前就出現了，但是直至魏晉南北朝才形成風行的局面。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現象。因為這些創作形態從總體上呈現一種當時詩壇上帶共性的審美趣味：它們都體現出詩歌創作上注重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的傾向，這反映了與當時人們所公開標榜的文學理論迥然不同的趣味。
東漢以后，儒學衰微，玄學振起，通常人們認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傾向是注重個性化與審美，但這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實際的文學創作中所反映出來的注重集體性、實用性與交際功能的觀念，也是不可忽視、無法回避的。然而這種觀念往往為人所忽略，而忽略這一點，對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潮風貌的掌握就可能是不完整的。
魏晉南北朝文壇與儒學傳統之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復雜論題。固然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創作，對強調文學為政治教化服務的儒學文藝觀有所突破，但在深層方面，仍然受到儒學的巨大影響，甚至對儒家文藝觀有所發揮，比如他們在創作形態上，比起前代都更充分地體現了和發揮儒家“詩可以群”的美學觀念。
孔子曾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孔子主要是就《詩》的吟誦與運用來立論的。所謂“群”，何晏《集解》引孔安國的話說是“群居相切磋”，朱熹《四書集注》說是“和而不流”，“詩可以群”就是指人們可以用詩歌來交流、溝通思想感情，起到協和群體的作用。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群”的思想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孔子主張君子要“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他不主張個人離群索居，《論語微子》中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他非常強調人的社會性、集體性，強調人只有生活于社會倫理關系之中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人必須結成群體共同生活，個人的意志需求應該建立在社會群體的情感、社會責任、社會行為的基礎上，個體與群體和諧相處，協作團結，在儒家的理論體系中，人具有互相依存的社會性。“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儒學建構了以仁為核心，以血緣親情關系推衍到社會集體乃至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這是一種比較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入世精神，表現出對人生、社會和集體的關注和積極的參與精神。儒家倫理學并不忽視個人價值，但相較而言，更重群體，這正是與道家那種高揚個性而超然物外，隱遁山林，逃避人生的態度絕不相同的。所以“詩可以群”反映出儒家對于文學藝術的某種需求，也就是通過文學藝術而達到上下和悅、互相仁愛、協作團結的特殊作用，這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愛人”即真誠互愛的仁愛精神在美學上的反映和要求。
儒學的地位在魏晉南北朝雖然不及漢代，但是儒學的一些內在精神在人們的觀念中仍處于統治地位。雖然，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很少直接和系統地闡發儒學“詩可以群”的詩學思想，但是在創作上卻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熱衷于實踐和發展著這種觀念。同氣相求，以文會友是古代儒家標榜的倫理傳統。《易兌》謂“君子以朋友講習。”《小雅伐木》謂 “嚶之鳴兮，求其友聲。”《論語顏淵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魏晉以后，文人在社會生活中交往更為廣泛而頻繁，社會交際變得越來越重要，詩歌創作在注重個人“吟詠情性”的抒情功能的同時，其詩歌創作的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上述所涉及的種種文學形態正反映了這種文學傾向與文學觀念。
在魏晉南北朝這種注重文學的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的風氣之中，我們看到統治者對這種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魏晉南北朝的許多統治者都喜愛文藝，他們積極參與文學創作，并對其內容與形式起著導向作用。六朝的許多詩歌創作活動是在君主與權貴的主持下進行的，一些詩人的創作則是奉君主與權貴之命而作的。雖然，在魏晉南北朝主張詩歌為政治教化服務的理論聲音較前弱化，但是卻開始出現統治者占據文學話語權的趨勢，出現了遵命文學的趨勢。
“詩可以群”的意義與作用是雙向的。在魏晉南北朝，由于文學觀念的自覺，詩歌創作的地位提高了，詩歌既成為抒發個人性靈的工具，也開始成為公共社會關系的潤滑劑。魏晉南北朝文人對于這種創作的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的追求已形成一種風氣，詩人一方面固然可以利用這些形態，表達出親情、友情、同僚之情以及君臣之情，同時詩壇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歌功頌德、附庸風雅的低劣詩篇，產生出大量遵命而作、為情造文甚至重復雷同的無聊作品。自此之后，詩歌既可能成為個人性靈的雅品，也可能淪為應酬交際的俗物。
但是無論如何，“詩可以群”這種注重創作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的傾向是詩歌創作走向普及與繁榮的巨大驅動力之一。也許還可以說，“詩可以群”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
[作者簡介]吳承學，1956年9月生，1990年獲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等論著多種；何志軍，1973年12月生，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發表過《<文選>李善注與中國文學批評》等論文。
作者通訊處：510275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吳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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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2001年第5期
作者：吳承學 何志軍 [2001-10-29 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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