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現代派的構成及思想藝術特征

發布時間：2016-4-12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第一節臺灣現代派的形成

興起于50年代的臺灣現代派詩歌，既是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樣式，同時也彌補了同時期大陸文壇的缺憾，使當代中國文學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臺灣現代詩派的形成與30年代的現代派有著直接的關系。1953年，當年曾與戴望舒一起編輯《新詩》雜志的紀弦（又名路易士）在臺灣創辦《現代詩》雜志。1956年，紀弦等又成立“現代詩社”，參加者多達80余位，可謂陣容強大，對臺灣現代主義詩潮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紀弦顯然是要恢復30年代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藝術傳統，他創辦雜志、成立詩社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紀弦曾為“現代詩社”規定了六條創作原則，除一條為反共囈語外，其余五條則是臺灣現代主義詩歌主要美學思想的概述。他們主張繼承和發揚自波特萊爾以來西方的“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和要素”；認為新詩創作應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他們非常重視創新，致力于“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他們強調“知性”，認為它是現代主義的主要特點之一；他們追求“詩的純粹性”，剔除“非詩的糟粕”，使詩歌純潔、高雅。所有這些都說明，“現代詩社”同人對新詩現代化（或叫西化）的追求，與其前輩詩人相比又有了新有發展，他們以“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動新詩的現代化”為己任，廣泛地開展詩歌活動，積極從事現代主義詩歌的嘗試與探索。

繼路易士之后，又有兩個著名的詩歌團體--“藍星詩社”與“創世紀詩社”的創立。“藍星詩社”成立于1954年，主要成員有覃子豪、鐘鼎文、余光中、周夢蝶、夏菁、羅門、葉珊等，曾出版《藍星季刊》、《藍星周刊》和《藍星詩頁》等刊物和報紙副刊，主編過《藍星詩選》。據說，“藍星詩社”的命名，含有繼承“新月”的意思，所以臺灣有些評論文章稱其為“新月藍星派”。其領袖人物余光中也認為他們是“從新月出發”的，并且聲稱“藍星詩社”“開創了現代詩”（《<天國的夜市>后記》）。“創世紀詩社”被認為是對臺灣現代主義詩歌貢獻最大的社團，其主要成員有痖弦、洛夫、張默、白、葉維廉等，大都為退職公務人員和大學生出生的詩人。他們通過《創世紀》雜志，大量譯介西方現代派詩歌，編輯出版中國早期現代派詩人李金發、戴望舒的詩作，積極鼓勵新詩寫作的現代化。他們提出要創造這樣一種詩歌：既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也能反映現代人的精神、思想和智慧。所有這些，都對臺灣現代主義詩潮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節臺灣現代派詩歌的詩學理念

就詩與現實的關系而言，臺灣現代派反對觸及時代與社會，否定詩歌的思想傾向性和理想主義。紀弦曾在《現代詩》雜志的一篇社論里說：“無所謂‘意思’，不需要‘解釋’，然而是詩，有某種東西，味之甘味，飲之清涼，透明而又深遠，唯高級的心靈與之相默契，從而獲得一種精神上高度的享受，不可言說，比什么都過癮，它是少數人的文學，不是大眾化的，它是藝術品的一種，不是供實用的。”認為新詩所要追求的“乃是一種純粹的、超越和獨立的宇宙之創造。”很顯然，這里所表達的是“藝術至上”和神秘主義觀點，完全取消了詩與現實生活的藝術聯系。在他們看來，詩歌僅僅是少數人高級心靈的表現，并且僅僅是供他們“獲得一種精神上高度的享受”的獨占品。

就藝術發展的繼承與革新的關系而言，臺灣現代派的一些詩人主張擯棄傳統，強調標新立異。有的說：“現代詩最大的特征是對傳統的叛離”；有的說：“現代詩是徹底反傳統的，其野心在于一曠古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學之創造”；也有的人說要“下五四的半旗”，“反抗傳統中社會、道德、文學等舊有規范。”這些人極為鄙視甚至全盤否定我國悠久的文學傳統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橫的移植”，開辟現代主義的文學道路。

熱衷于表現人的命運的悲劇性，充滿幻滅、冷漠與虛無感，對現存秩序和當下境遇的屈從，是臺灣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一個顯著特征。紀弦慨嘆自己命運多舛，過去的“臺詞與臺步”樣樣“都弄錯了”，以至弄到現在“既無紗帽或勛章以光宗耀祖”，又無錢去游山玩水。他把個人的窮通利達歸之于命運，而且表示自己是“認了命的”，他說“我必須保持寧靜、單純與沉默，不再主演什么，也不看人家的戲”（《小杯的歡樂》）。對外在世界的反應，過去他是“不時的吶喊”，“如今已懂得享受寂寞了”（《六十自壽》）。在羅門、白（qiu ）等人的詩作里，把戰爭抽象化、中性化，認為一切戰爭都是毫無意義的，只有毀滅性，沒有崇高性，戰爭使數以萬計的“靈魂陷落在比睡眠還深的地帶”，“血已把偉大的紀念沖洗了出來，／戰爭都哭了，偉大它為什么不笑？”（羅門的《麥利堅堡》）。世界“是不可信賴的陌生人”，因此只有“遺忘自己的存在，立在空隙地帶的一隅／將生命消磨吧。”（白的《天空與鳥》）。人生是沒有選擇余地的，它“被命定地成為一株薔薇無可奈何地要站著。”（白的《風的薔薇》）。黃用在一首題為《喪樂》的詩作里露骨地訴說著一種妥協：“我已安于被統治下的和平／因我熟知那種肯定”。他們是命運的屈從者，做隨遇而安的“無所謂的人”，才是他們的理想。

臺灣現代派詩歌的另一重要主題是對生與死的哲理思索。思索的結果是生命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人生的價值也是虛無的。著名詩人洛夫歷時五年寫成《石室之死亡》可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作品。我們雖然無法讀懂全詩，但詩人對生與死的領悟卻是顯易見的。他認為生命以至整個世界都是虛無的，而死亡使他困惑，也使他歡欣。詩中寫道：死亡象“松鼠般地，往來于肌膚與靈魂之間”，但不懂得它是什么；當死亡來臨時，墓石竟能使他發現“橄欖枝上的愉悅，滿園的潔白／死亡的聲音如此溫婉，猶如孔雀的前額”。而且“生”也就意味著“死”，他把“一口棺”和“一堆未署名的生日卡”并列，“驀然回首／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周夢蝶的《囚》和《天問》是對生命的悲嘆，認為生命必將象“一顆流星落了”，象“一株蘆葦折了”，“身外身內，煙飛煙滅”，歸宿何在呢？“天堂寂寞，人間桎梏，地獄愁慘”，到頭來茫茫宇宙無歸路。白在詩中不止一次地觸及生與死的主題，在《天空象征》一詩中就說，人既降生就在這世上活著，至于盡頭，卻是誰也解答不了的未知數。對于生與死問題的探索，把這些詩人引入了悲觀厭世的泥坑。

對生死問題的迷惘，又引導臺灣現代派的一些詩人，去探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他們試圖探求物象背后的另一種存在：一種“人們所不易覺察的事物的奧秘”。如覃子豪的《金色面具》和《瓶之存在》兩首詩，據作者自序說，就是這種追求和企圖的實踐。詩人認為，自我和事物的存在只不過是“面具”，“面具背后的虛無，不定是虛無，只是肉眼不能察覺虛無中所存在的東西，它是神秘”。在這個微妙的“夢的世界”里，其奧秘是不可知的，但是不論自我與事物都“無動”亦“無靜”，“存在于肯定中，亦存在于否定中”（《瓶之存在》），物性是統一的。覃子豪從諧和無間的觀點體察宇宙，認為詩人創作詩歌就是要去表現和證實它的“神秘奧義”，展現“物我一體”，“物我兩忘”的境界。正是出于這種思想，所以臺灣的一些現代派詩人乞靈于禪宗，拋開現實生活去進行虛無飄緲的冥思靜悟，把自我融入大自然作逍遙游。

臺灣現代派詩歌所表現的詩情內涵是狹窄單調的，情調也相當地低沉暗淡，但并不是說就沒有了關注現實、積極向上的作品。紀弦的詩歌創作就相當豐富，有詩集《在飛揚的時代》、《摘星的少年》、《無人島》、《飲者詩鈔》、《檳榔樹甲集》等十余部。他在政治思想方面雖有不光彩的記錄，但他的詩卻以幽默嘲諷的特點著稱，常常在詼諧的情趣中抒發對丑惡現實的不滿情緒。他詛咒那些“蒼蠅一般討厭的，太多的，死不光的，／大人，孩子，男的和女的”。他指斥蒼蠅是“討厭的黑色的小魔鬼！一切丑惡中之丑惡”！然后激憤地說：“我明知道我這惡重的詛咒是徒然的。／而當我怨恨著創造了他們的上帝時，／他們卻齊聲地唱起贊美詩來了。”（《蒼蠅》）對社會上那么多骯臟的蒼蠅，詩人是鄙視和憤恨的，竟至遷怒于上帝。對于人生，紀弦理直氣壯地表示，他不愿像李白和里爾克那樣掛起“月亮”和“玫瑰”的勛章，更鄙棄“同時代人”沉溺于“三角褲”、“乳罩”、“虛無主義”等深淵，而以平凡的“小小的螺絲釘”自詡（《勛章》）。

余光中既是詩人，也是散文家和文藝評論家，他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萬圣節》、《蓮的聯想》、《五陵少年》、《天國的夜市》、《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和《天狼星》等十部詩集。余光中不論在創作思想，還是在藝術形式與風格上都經歷過復雜的變化。他寫過不少詮釋生與死的詩篇，表現出以入世思想為核心的堅毅的靈魂，以及對生命的執著的積極人生態度。他認為《死亡，它不是一切》，“因為最重要的不是／交什么給墳墓，而是／交什么給歷史”。余光中也不像羅門那樣否定戰爭的正義性，當他看過一場描寫日本武士的電影之后，寫了《一武士之死》，認為英勇無畏地為正義而死仍然包含著永生的意義，他的精神會熔鑄成“一柄無形的巨劍似懸在半空”，而這巨劍“從不為不義出鞘”，卻使“一切奸徒夜夜冷汗”，陷入“惡夢”。紀弦認定自我應步履穩健、扎扎實實地走完人生的道路，余光中則要求把個人的生命融化到人類整體的生命中去，為歷史作出貢獻，這種人生態度能給人道德上的正直與誠實，也能給人生活的動力與勇氣。

在臺灣現代派詩中，思國懷鄉之情和對弱小者的悲憫之情也有所流露。如余光中自《蓮的聯想》以后的許多詩、特別是那首《鄉愁》，洛夫的《床前明月光》等都抒發了詩人對故國家園的思念。痖弦的《坤伶》，寫出了一個坤伶到處流浪、被人輕視和玩弄的不幸遭遇，她的生命就是“一種凄然的韻律”。

在臺灣現代派詩中，也還有不少詩篇是展露現代大都市的丑惡的。如痖弦的《深淵》、《巴黎》和羅門的《都市之死》等，在所謂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都市里，滿是“粗暴的腳印”，連上帝也要“蒙著臉穿過圣母院”（《巴黎》），詩人眼中的都市，充滿了“威尼斯商人的彩夢”，“蒙特卡羅的擲骰盤”，“錢幣滾動的輪影”，“聽不見第六交響樂的回音，牧神被棄在田園里曬太陽”（《都市之死》）。這和西方現代主義者視現代社會為荒誕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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