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
《后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于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谷梁傳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來寄托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后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
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后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
八家《后漢書》
謝承《后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于謝書，并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后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于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后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曄《后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于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范書刪改諸史時，重于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后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后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于《文心雕龍》中稱其書“準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后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后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后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后漢紀》，三十卷。《后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后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后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臺的《七家后漢書》。
汪氏留意于諸家后漢書，以稽古余力，重為搜補。于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后漢書》佚文一卷，頗便于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后，書稿售于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后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后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盛行于世。而諸家《后漢書》，除袁宏《后漢紀》外，都相繼散亡。于是范曄《后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范曄《后漢書》的記述，起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于漢獻帝禪位于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作者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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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后。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關于范曄少時的生活，史載不詳盡，只知其 “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書范曄傳》。以下引文若不特別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右軍參軍，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秘書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遷為司徒從事中郎，不久，又升遷為吏部尚書郎。可謂官運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宿義康府廣淵處（時曄弟廣淵為義康府祭酒），縱酒夜半，無所顧忌，醉意朦朧中又聽挽歌為樂，因此觸怒義康，把范曄貶官出京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貶官期間，范曄深感郁悶不得志，短期內上調無望，便刪節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期間修撰完成大部。約六七年后，遷官為長沙王劉義欣的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闋，為始興王濬后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死前累遷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意志頗不滿于朝廷，晚年終于發作到了頂點，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黨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謀反同黨及往來檄書信札，謀反失敗。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
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后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夸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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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贊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于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后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后漢書》創新之功說：“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于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系，當備書于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后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于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贊譽范曄《后漢書》史論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后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后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后世史學的影響。
《后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已不存在，所以，《后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后漢書》的最大局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跡，只附在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后漢書》再現了東漢的歷史，保存了東漢一代的諸多史料。東漢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朝代興衰歷變，歷史大事件等等，諸如黨宦之爭、黨錮之禍、圖讖盛行等史實，皆賴其保存記錄。《后漢書》還學習了班固的《漢書》，保存了東漢學者大量有價值的論著，于人物傳記中附載，如《崔寔傳》中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中載其《陳時政》一篇，《張衡傳》中載其《客問》、《上陳事疏》和《請禁圖讖》等三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等等。這些論著，都是研究東漢社會的珍貴史料，且對后代社會有一定的參考和實用價值，若不是范曄附錄書中，恐怕早已淹沒于歷史長河中了。
《后漢書》繼承了前代的紀傳體制，但又有所創建。清人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史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范曄在《后漢書》中亦繼承了前人的紀傳體制（保留“紀”、“傳”、“志”的體例，在人物傳記中亦采用獨傳、合傳、類傳的形式），但又有所創建：憑著自己對史學的領悟，他在《后漢書》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競相效法；在人物類傳方面，除承襲《漢書》的《循吏》、《酷吏》、《儒林》等類傳外，憑著對社會的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理解，結合東漢社會的特點，他又創制了前代史書中所沒有的《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列女》等7種新的類傳，而后6種類傳為后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承襲，“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晉涵：《江南書錄》），使緣乎東漢歷史的體例獲得了超越時序的永恒的史學價值；在合傳方面，范曄受類傳編纂的影響，不拘時序把有相似點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寫（但又不同于類傳），這使編者更易于編寫，而讀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傳人物，對后世史學編纂亦有很大影響。范曄新增類傳對后世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范曄所新設置的七個類傳，除《黨錮列傳》以外，對后世史家影響是比較大的。多數類傳都為后來的史家所沿襲。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范曄所撰的《后漢書》雖比不上司馬遷所著《史記》那樣，創立紀傳體史書的宏規，也沒有如班固撰《漢書》那樣，建立紀傳體斷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主要表現在類傳的設置。《史》、《漢》類傳比較少，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現實反映還沒有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還沒有顧及到這些方面。例如劉向在西漢末寫了《列女傳》，《漢書》為設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而班固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又如儒林、文學的分別立傳也是有必要的，《漢書》沒有分立，到范曄才實現了這一客觀需要。從《后漢書》新增了七個類傳以后，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大體上就齊備了。后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傳目有所增減外，基本固定下來了。
范曄著《后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后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做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
《后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復繁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后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劉知幾稱贊《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本傳中說他“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而尤以“善為文章”著稱。他修撰的《后漢書》被列為“四史”之一，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世公認。至于他的詩文，范曄自言所作不多。其臨死前于獄中所作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內中包括他的自我總結、寫作的甘苦感受、關于寫作的心得體會及對《后漢書》的自序等內容，內容豐富，曲折詳盡。關于作文，文中論曰：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時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可見范曄正確地認識到了寫作中“文”與“意”的關系及聲韻運用的重要性，這可作為理解其文才的一個重要方面。
范曄還富有音樂才華。他長于彈奏，猶擅長演奏琵琶，且能譜制新曲。文帝總是想方設法讓他為自己彈奏。另外，又據其本傳載：“（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可見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司馬彪與《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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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彪（？-306），字紹統，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從小好學，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丞。司馬彪鑒于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續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系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另有《莊子注》21卷，《兵記》20卷，文集4卷。均佚。今僅于《文選》中存《贈山濤》《雜詩》等。在司馬彪之前，曾有東漢官修的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在司馬彪之后，有華嶠等撰《后漢書》。至南朝劉宋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作《后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書能集眾家之長，故后來居上。范曄以罪入獄，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為范書作注，乃取《續漢書志》加以注釋，分為30卷，以補范書之缺。范曄《后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后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后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后漢》，有所未全。其《后漢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于“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漢志》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后漢書》，于“天圣二年送本監鏤板” （《崇儒》四之六）。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曄《后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后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氏所說的“別本改云補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漢書》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并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注”問題心存疑慮。殊不知此舉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當“再考之”，于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度。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范曄《后漢書》時把司馬彪《續漢書》志加以注釋并補入范書的觀點。他說：
《后漢書》中八志，自來多誤為范氏作。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于汲板范書之首。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則尚未確。《梁書》及《南史》劉昭本傳，俱僅云昭注范曄《書》，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馬《續書》八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馬《志》于范書，乃始于昭。故《隋書經籍志》云：“《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即今所傳帝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后漢書》）
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云云，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佑年間兩次校勘之人誤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幸好這一錯誤并未影響其結論。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志并入范書，《提要》知注補別有總敘，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書為未確，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類一后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注疏后補入范曄《后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校勘時才把兩書合并一處。他們的結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
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余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曄《后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范曄《后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與科舉關系的有關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后魏》、《隋書》志。自宋以后，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于當代者，其余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范曄《后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漢書》志二者并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系，又恰恰表明當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范曄《后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與范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合為一書，就完全沒有必要兩書并舉了。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漢書》志附入范曄《后漢書》“始于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別為一書”的結論正確。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后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后，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并說與孫奭合并說二者孰是孰非。我認為，只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歷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范曄《后漢書》有紀傳而無志，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志文單獨加以注疏，補入范曄之書。他比較范曄確定的《志》目與《續漢書》八志的異同，并且闡明注補宗旨說：
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制，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云構，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郁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輯，理慚鉤遠，乃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后漢書注補志序》
劉昭之所以把司馬彪的八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兩個用意：一是范曄欲撰《后漢書》紀、志、傳百篇，是效法班固《漢書》而作，《漢書》紀、志、表、傳百篇，后人析為一百二十卷；而范曄《后漢書》只成紀傳九十篇，所以劉昭遵從范曄之意，把《續漢書》志分為三十卷，合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續漢書》志移入《后漢書》，與紀傳相互配合，成為一部體例比較完整的史書。于是從梁朝開始，出現了第一個《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匯為一書的合編本，紀傳為范曄撰，志為司馬彪撰，而紀、傳、志皆為劉昭注疏。
需要說明的是，劉昭注補的一百二十卷《后漢書》，在以后的歲月中并未取代范曄九十卷本《后漢書》，而是注補本和原本各自單行。清人王先謙說得好：“以《續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后漢書》注固已合志于紀傳矣，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曄《后漢書》原本與劉昭《后漢書》注補本并存，據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撰的《隋書經籍志》記載：“《后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關于《隋志》記載的兩個版本卷數分別比原書多出數卷，歷代學者多認為系傳抄之誤，我以為極有可能是后人把兩個版本的紀傳中某些長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數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間，太子李賢招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人，對范曄《后漢書》重新加以注釋。對于這次注疏，清代學者認識并不一致。王鳴盛認為李賢注疏采用劉昭注補本，改注紀傳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說：“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 （《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錢大昕則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唐人所注者乃范曄原本：“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李慈銘針對二人之說，認為錢大昕更得其實。他指出：
王氏謂章懷太子既用劉昭本《后漢書》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故避難趨易云云。錢氏謂章懷本僅注范書，以《志》系司馬書，故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此說得之。當日有唐文治極盛，親王朱邸文學之士甚多，況既有舊注，但加考正，集眾手以成完書，何難之有！ （《后漢書》）
李慈銘右錢左王的意見完全正確，然而他把錢氏“惟《志》三十卷，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錯解為錢大昕主張李賢注疏“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即李賢所注《后漢書》中仍用劉昭注補的司馬彪《續漢書》志，則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錢大昕。如前所述，錢大昕堅持北宋補合之說，不可能認為李賢注《后漢書》里仍然保留劉昭補志。而這只能是李慈銘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堅持南朝補合說，所以認為唐代仍然如此。我認為，錢氏所謂“章懷太子別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說李賢從新注疏范曄《后漢書》，鑒于劉昭注疏偏重于考證記事異同與訛謬，所以李賢注疏偏重于訓詁文字和名物度數；另一方面是指李賢等人不使用劉昭注補本，因為唐代前期范曄《后漢書》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賢等人注疏范圍只包括紀傳，《續漢書》志“故注不及焉”。還應當提到的是，自范曄《后漢書》問世以來，后人傳抄其紀傳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況。王先謙分析說：“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為卷計之，惟《宋志》卷數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 李賢注疏以后，這種歧互趨于穩定，形成十篇本紀十二卷和八十篇列傳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變。《舊唐書經籍志》記載李賢注《后漢書》一百卷，可證李賢注本的紀傳由范曄原書九十篇中析出十個子卷，變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長一段時間里，《后漢書》李賢等注本與劉昭注補本同時并存。但因李賢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漢書》，自然受到唐人重視，而劉昭注補《后漢書》則逐漸散佚。據《舊唐書經籍志》記載：“《后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新唐書藝文志》也記載：“劉昭補注《后漢書》五十八卷。” 雖然兩《唐書》均把“注補”誤作“補注”，但據此可知劉昭注補本《后漢書》僅僅剩余五十八卷，損失過半。唐代學校以及科舉考試，規定使用李賢注本，而這個注本中沒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詔令從劉昭所注《后漢書》殘篇中抽出注補的《續漢書》志，與李賢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舉考試規定“《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足以為證。經過唐末五代戰亂，到北宋時期，劉昭注本散佚更加嚴重。據《宋史》記載：“范曄《后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劉昭《補注后漢志》三十卷。”（《藝文志》）這里說李賢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統計數字，與《舊唐書》記載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載“《補注后漢志》”書名有誤，當為“《注補后漢志》”。劉昭注本僅僅剩余《注補后漢志》三十卷，可證所注紀傳全佚。司馬彪《續漢書》志以及劉昭注疏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緣于“唐時功令，習《后漢書》者并昭所注志為一史，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述略》）。盡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系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為亡失，更屬顯然。” （《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既然李賢注本有紀傳而無志，而劉昭注本又僅剩八志而無紀傳，孫奭校書時把兩個注本合為一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這是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匯為一書的第二個合編本，與第一個合編本所不同的是，這個合編本中志仍為劉昭注疏，而紀傳則是李賢等注疏。
綜上所述，可知趙翼、王鳴盛、李慈銘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劉昭，系指第一個合編本，而陳振孫、錢大昕、四庫館臣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孫奭，系指第二個合編本。平心而論，不論主張劉昭合并兩家之書，還是主張孫奭合并兩家之書，看法都不夠全面，只說對了一半；而兩家各據所見相互駁辯，也是互有優絀，只能證明對方說錯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兩書的分合過程，把兩家意見結合起來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
《后漢書》自有其特點。從體例上看，與《史記》和《漢書》相比，有一些改進。在本紀方面，它不同于《漢書》的一帝一紀，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后附殤帝，《順帝紀》后附沖、質二帝。這既節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一舉而兩得。在皇后方面，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后列入《外戚傳》（呂后除外）的寫法，為皇后寫了本紀。這樣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在列傳方面，《后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這些列傳既是新創，又反映了東漢的實際情況。如東漢一代黨錮大興，許多比較正直的大臣都以結黨的罪名被殺；另外，東漢的宦官多參與朝政，殺戮大臣，是黨錮之獄的主要制造者。這些現象充分反映了東漢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范曄根據這些史實，創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最早始于西漢的劉向，范曄在劉向的啟發下增寫了《列女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他寫《列女傳》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傳》中，有擇夫重品行而輕富貴的桓少君、博學的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文姬）等，不拘于三綱五常的界域。《后漢書》的列傳，還往往打破時間的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 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并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
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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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的歷史和史學價值是多方面的，顯現了范曄高超的史才。
關于《后漢書》的思想價值，清人王鳴盛評曰：“范書貴義德，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特尊獨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應當說，這個評價頗為中肯，然“公卿不見采”改為“公卿少見采”可能更恰當，且褒隱逸、尊獨行亦未到極端的程度，只不過和其他正史相比較突出罷了。具體說來，《后漢書》有肯定王權秩序、頌揚忠貞名節等儒家正統思想，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的道家玄學思想，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思想亦應為《后漢書》的基本內容。《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
《后漢書》中褒贊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颯時，贊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記傳王景時，歷數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寫其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清正廉明，善斷案，“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云等傳記中，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等傳記中，贊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這種贊揚表現了對王權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
《后漢書》中還對仗義執節者大加贊美。《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遭黨錮之禍時，拒不逃避，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從容就死。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及遭黨禍，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顯然，范曄對此是大加贊美的，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贊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度相反，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東漢中葉，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執掌朝綱，于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治權的混亂局面。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五人俱被封為侯。于是，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綱，窮奢極欲，禍國殃民。《后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綜上所述，可見《后漢書》肯定了王道秩序，贊美賢達忠義，鞭撻奸佞邪惡，基本上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觀念。其實，這也是它被定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漢書》對佛教與讖緯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論》中，范曄評價佛教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誕不經。又，《張衡傳》中載其《請禁圖讖》一篇，作者以欣賞的口吻敘述了他上疏的情況：“衡以圖緯虛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聯系《宋書》本傳中亦說范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其臨死前“語人寄語何仆射：天下決無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漢書》的這一思想傾向。
范曄在編著思想上則更類司馬遷，他在《班彪列傳》中云：“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批評了班固《漢書》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曄在《后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制了《獨行》、《逸民》、《方術》等類傳，并首創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于正統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態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至于后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容改為“烈女節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卻遜色多了。
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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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語言運用的駢儷化與韻律感、行文中情感傾向的鮮明流露等三個方面上。
正如《史記》可作傳記文學來讀一樣，《后漢書》所傳記的人物大多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義的李膺、范滂，隱逸放達的嚴光、梁鴻，倜儻不羈的王符、仲長統，還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竇憲、梁翼，禍國殃民的宦官單超、張讓，等等。《后漢書》傳記人物時，緣于史書性質，基本上還是敘其言行以顯其性格的，不再贅述；然其中亦大量地運用塑造文學形象的藝術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序旨提要、細節描寫、肖像描寫和側面描寫等。
《后漢書》的類傳前多有序，每個人物傳記展開前多有提要，用語簡潔、準確，這可以使讀者先對所傳記人物有一總體印象，起到未見其人、先會其神的先聲奪人的作用。如《宦者列傳序》、《獨行列傳序》、《逸民列傳序》等，讀“序言”便能對本類傳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單人傳記前的“提要”，如：《范滂傳》“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仲長統傳》“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然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王充傳》“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梁翼傳》“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斗雞”等等，使得不讀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漢書》還長于細節描寫以刻畫人物。例如，《嚴光傳》描寫劉秀稱帝后，欲征召其昔日舊好嚴光入仕，然嚴光召至而不就。劉秀去看望他，他卻躺著不起來，叫他，不應，當晚，二人同床共枕，嚴光竟又把腳壓到劉秀的肚腹上。這些細節的描寫，活畫出了嚴光不拘禮儀的隱逸風度。《梁鴻傳》中寫梁鴻少時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鄰居，賠不起人家，便給人家作奴，足見其耿介曠達的隱士風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紀》中寫道：劉秀的親叔伯兄長劉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劉玄）忌恨而受害，他聽說后，“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這一細節描寫突出表現了劉秀隱忍、狡詐的性格特征。再如《劉玄傳》中寫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活現出了劉玄的懦弱無能。當然，上述等等細節描寫可能皆有史實依據，然亦離不開作者提煉描摹之功。
《后漢書》還常用側面描寫--或假借他人評說，或援引時人諺謠等以記傳人物。如《李膺傳》載：“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若此”；李膺遭黨錮之禍死后，“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不及于譴。毅乃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借別人的言行以見李膺的節烈高義、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鄭玄的學問品德，便借助名流馬融、何休的喟嘆贊美；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水利，興墾殖，著有政績，時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漢元帝時為南陽太守，有政績），故南陽為之語贊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有一段話，可視作他為《后漢書》作的序：“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文中可見范曄對《后漢書》自視頗高，顯現了他對自己著作的歷史、思想及文學價值的認識，尤其中意于其文學價值。客觀而論，《后漢書》的確也是富于多種文化價值的史學名著。
《后漢書》原來通行的注本，紀傳部分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的，他注范書著重訓詁，跟劉昭不司。王先謙說他注后漢書不比顏師古注漢書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處。實際上他立為皇太子以后，才跟張大安等共注后漢書，到他被廢為庶人，注書工作結束，前后只有六年，沒有充裕的時間詳細校訂，漏略再所難免。何況他們的注書工作似沒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傳的注，復沓紕謬，至于不可究詰，體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們之手，而是后人補撰。重點是解釋文字，但也參考其他東漢史書；對史實有所補正，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劉昭。梁書劉昭傳說他“集后漢同異，以注范書”，可見他注范書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國志，偏重于事實的補充而略于文字的訓詁。八篇志的注，就是這樣的。此外，清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這兩家注，也頗受人們重視。
二十四史中的《后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這部書記載了整個東漢（自光武帝劉秀至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
《后漢書》的原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曄。實際上，人們現在所看到的《后漢書》，是由四個部分組成的：（1）范曄撰的“紀”十卷、“傳”八十卷。（2）晉司馬彪撰的八篇“志”，計三十卷。司馬彪的“志”，怎么會跑到《后漢書》里去呢？原來范曄死得過早，他撰寫《后漢書》，沒有來得及完成“志”的部分。到了南朝梁時，劉昭給《后漢書》作注，就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篇“志”抽出來，補進了范曄的《后漢書》。（3）劉昭所作的注。照過去的有關記載來看，似乎劉昭給《后漢書》全部作了注。但是現在的《后漢書》中，劉昭注只見于“志”的部分。（4）李賢所作的注。李賢就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他的注見于《后漢書》的“紀”、“傳”部分。以上四部分，各有各的作者，在引用《后漢書》各個部分的材料時，必須準確標明作者，否則就要鬧笑話。《后漢書》在后代也有注本，其中以清代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收羅材料為最多，便于參考。
在整個《后漢書》中，范曄所撰的“紀”、“傳”當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生于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因為觸怒了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發奮編寫《后漢書》。在劉義康和宋文帝爭權奪利的斗爭中范曄受到牽連，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謀反罪名被殺。范曄是很有才華的史學家，他在各家《后漢書》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刪繁補略，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寫成了《后漢書》。這部書具有簡明周詳的特點，因而能拔起于眾家之后。從思想上看，《后漢書》對東漢流行的讖緯迷信持批判態度，對東漢后期豪強專權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注重道德品質。在體例上，《后漢書》把東漢一代在位時間短、事跡不多的殤、沖、質三帝附在其他帝紀后面，又開創了給皇后增作本紀的先例。這既反映了他對君權的尊崇，又反映出東漢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強化。另外，《史記》、《漢書》中已經有了“類傳”，即把同一類的人物放在一起作傳；《后漢書》在這方面新創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等。其中《黨錮傳》、《宦者傳》反映了東漢封建政治的重要特點。在《儒林傳》之外新立《文苑傳》，表明文學和經學開始分家。至于《列女傳》，又在紀傳體史書中開創了為婦女立傳的先例。著名的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就收在這個傳中。在文學價值方面，《后漢書》的“論”、“贊”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自認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壯采”。
《后漢書》的版本流傳，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在唐代，劉昭所注《后漢志》三十卷與李賢所注《范書》是單獨別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還沒有收入《續志》。到了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孫奭的建議，此后的刻本才把《續志》附在范書紀傳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監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改劉昭注補為補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樣，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志是劉昭注并補的了。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后漢書》，對于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點者參考各本，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紀傳部分及李賢注放在前，司馬彪所撰《續志》及劉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經過這一整理，整部《后漢書》面目一新。
選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張衡傳》，是《后漢書》中著名的人物傳記之一。文章詳盡而生動地記述了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張衡的一生，突出表現了他在科學、文學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樹。敘事波瀾起伏，從多方面展現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張衡作為科學家刻苦鉆研，成就輝煌；作為文學家，作詩著文、諷諫時政；作為地方官不畏權勢、秉公執法等等，使張衡這個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實的精神等特點的人物形象表現得較為豐滿。此外，本文在敘述描寫上也頗具特色，例如把地動儀這個科學儀器從結構到作用寫得細致入微，并且運用形象化的比喻把騰龍蹲蛙描繪得栩栩如生，使讀者不由地為我國古代科學家和勞動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創造力贊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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