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系之舟
反諷本來是古希臘作家早已熟練運用的一種修辭手法，原先指的是說反話，說話者的本意是挖苦，表面上卻像是頌揚。在文學文本細讀中，反諷更多地是被當作修辭技巧，它與單純的諷刺不一樣，就是作家竭力掩飾自己對被描述對象的否定、厭惡、敵視，似乎是肯定的、友好的，至少是中性的、客觀的；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對對象的抨擊鞭撻更加深刻有力。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小說的藝術》中則明確地指出反諷是“無所不包，清澈見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藝術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說他是最超脫的、最冷靜的、由未受說教干擾的客觀現實所投出的一瞥。”這是一位老練的作家對反諷藝術精髓的把握。魯迅作品里的反諷大多是這種不動聲色的“一瞥”，單純語句上的反諷場則見于詩歌和散文。李商隱《賈生》中的“求” “訪” 就比較耐人尋味。
《史記.屈賈列傳》記載："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有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李商隱卻獨具匠心，寫出新意。 賈誼，西漢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但由于受到守舊派的詆毀，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多年以后，文帝求賢訪臣，本應是探討國家大事，向賈誼詢問治國的方針策略，沒想到卻是問鬼神之事。李商隱抓住這一不為人們所注意"問鬼神"之事，運用反諷手法，造成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強烈的諷刺效果。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起筆從正面著手，絲毫不含貶意。首句特標"求""訪"，仿佛熱烈頌揚文帝求賢心意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真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賈生才調"用"更無倫"來贊嘆，令人心儀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采照人的精神風貌。文帝與賈生探討不知不覺竟"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通過這個細節的渲染，把文帝由"求"而"訪"而"贊"而對賈誼之才的推重推向最高點，但轉折的筆調也在之高潮之中開始了，不過，詩人并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嘆之筆輕輕撥轉，即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了"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而之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好像比不上"可悲""可嘆"情感色彩來得更強烈，但與后一句"不問蒼生問鬼神"一起與前兩句形成強烈的反諷。一個帝王，如此鄭重求賢，虛心垂詢，對賈生推重嘆服，乃至"夜半前席"，讓我們以為是在商討治國安民之道，結果卻是為"問鬼神"的本源問題。這是怎樣的求賢？而賈誼滿腹經綸和安邦治國之道，王上不穩他這些大老遠地召來，卻是被問鬼神之事。這是帝王的悲哀，還是賈誼的悲哀？在這強烈的反諷之中，我們看到一個帝王一個臣子的悲哀，看到一個國家一個朝代的悲哀。教師在具體課本分析時，可指導學生注意幾種反諷應用的形式，以利學生理解文本的深層意蘊。
(一)情境反諷
指小說所展示的場景和人物的言談舉止與敘述者真實的情感和傾向形成強烈反差，從而完成對社會現實的諷刺、嘲弄。例如，注意魯迅在《祝福》的結尾的情境設置：他讓魯鎮的人們沉浸在新年將近的喜慶氣氛中：“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片音響的濃云，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而“我”的感覺是：“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惑，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天地圣眾”也就是福神、灶君之類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實際虛無縹緲，作者寫來卻如在目前，他們真的能給魯鎮的人們帶來幸福嗎?這其實可以理解為魯迅對麻木、冷漠、無情的魯鎮社會絕妙的諷刺。而這段情境凸顯的真意就是：魯鎮的人們根本無法得到“無限的幸福”。 綜觀全文，“我”“懶散而且舒適”，“天地圣眾”“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都是“言非所指”，言此及彼，都有反面的命意。“我”之懶散舒適，正表現了“我”在魯鎮社會中的無可奈何。此種無可奈何，令隱藏著的作者，令我們讀者于“我”之懶散舒適中感到無限哀痛、絕望之情緒；而“無限的幸福”，在祥林嫂悲劇命運面前，又是如此之荒唐，如此之可笑。反諷性的結尾，表達了魯迅先生對像“我”一樣的知識分子和舊中國之象征的魯鎮的冷峻批判。
(二)結構性反諷
結構性反諷指作者有意把作品的故事人物和結構框架，大致與人們熟知的一個神話故事平行，從而在處處對照和比較中完成作品對神話的反諷性突出。例如，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就是一部將作品和《圣經.新約》中所記基督受難和復活的遭遇平列在一起的小說。作者通過描寫一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瑣事，巧妙地用基督的莊嚴與神圣來反襯康普生家子孫的猥瑣、自私和相互仇視，從而給作品增添了一層濃厚的反諷色彩。白鹿原》與《百年孤獨》都把兩極對立性因素的對照，作為營造結構性反諷的原則和手段，即通過對悖反性因素--悲與喜、順與逆、雅與俗、嚴肅與荒誕--的對照性組織，以獲得一種反諷效果。白性和鹿姓作為姓氏，阿卡奧和奧雷良諾作為名字的對照性結構，不僅顯示了不同的角色定位或性格特征，而且形成了有趣的反諷性對照。神話與現實、越驗的力量與人類愚妄的營謀，也形成了對照性反諷圖式。
(三)態度反諷
敘述者的敘述與敘述對象之間形成一種有意的、表里不一的關系，此為敘事態度反諷。或表層的贊譽與骨子里的深惡痛絕;或表層的憎惡與骨子里的贊譽，構成一種有意的、有意味的錯位，事實真相往往成了敘述者敘述語言的“反面注解”。例如，在《祝福》的中間部分，“我”得知祥林嫂死了，魯迅在雪夜的沉寂氣氛烘托下，有這樣一段話：“我獨自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干干凈凈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活著沒有趣味的人，就不要活下去，讓那些看到她就討厭的人能不看到她，為人為己都不錯。這是魯迅極度憤怒和悲痛時的反語。魯迅正是通過反諷的運用，來加強祥林嫂悲劇的控訴力量。又如，在鑒賞《林黛玉進賈府》時，學生可思考：如何理解《西江月》二詞對寶玉的評價?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時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紹賈寶玉，說賈寶玉是一個“孽根禍胎”、“混世魔王”，說“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可是小說的上下文（語境）又“歪曲”了《西江月》和王夫人的“陳述語”。你看作者寫寶玉出場，從肖像描寫，到言談舉止，以及林黛玉的心理感受“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這些都告訴我們寶玉是一個英俊瀟灑、可親可愛的青春少年。顯然《西江月》和王夫人的陳述，是“言非所指”。作者于此處采用的方法，正可看作反諷手法。王夫人所言和引用《西江月》愈將寶玉批得一無是處，就愈能表現寶玉的叛逆性格。愈顯得寶玉這一形象的光輝。同時，也就愈有力地揭示了僵化庸俗的封建世俗觀念的荒謬：將一個被周汝昌先生稱為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于一身的“真人”，視為“孽根禍胎”，“混世魔王”，“不肖子弟”。小說從而構建了對寶玉所生存的環境及此環境中的庸俗觀念的有力諷刺。學生通過討論可明白：作者模擬封建正統派的口吻，來諷刺寶玉，認為他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國家、家庭已無法對他寄任何希望。但實際上是賈寶玉不愿與當時上層社會的庸俗官吏結交應酬，不愿遵守封建禮規，不愿讀八股文章，不愿走科舉做官的道路，作者用似貶實褒、寓褒于貶、正文反作的方式，揭示了寶玉的叛逆性格。在看似諷刺、嘲弄的字面義之下，表現著與這表面的意義相反的另外的意義，這就是反諷。
(四)性格反諷
指人物的真實本性和他們的言行形成明顯的反差，從而構成對人物的強烈的諷刺，這種反諷在文學作品中可謂比比皆是。例如，在《守財奴》中，葛朗臺搶了女兒的梳妝匣，氣昏了妻子，于是到密室里拿了一把金路易，“摔”在床上，嘴里說要送給太太女兒，但一邊說一邊把錢“拈著玩”。當女兒說不需要錢時，他趕緊把錢“裝”到袋里。葛朗臺嘴里說著好話，很大方，但狂熱的金錢崇拜又使他對錢愛不釋手。一系列動詞暴露了人物的真實思想和本性，從而完成了對這個守財奴的強烈反諷。
反諷通過一定的敘述技巧形成作者與敘述者、人物及讀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并在閱讀中達到表里不一的暗含嘲弄否定的獨特效果。它涉及到作者與讀者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是一種機智地表現嘲弄的雙重意義的敘述，體現了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在道德上相悖或相反的一種反常關系。在反諷敘事過程中，作者采取各種敘述方式，成為反諷信息的發送與實施者：敘事文本作為反諷敘事的具體呈現，是作者和讀者交流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讀者不只是反諷作用的對象，同時積極地參與建構敘事，與作者交流對話。所以將反諷引入語文教學不僅是現實的需要，也是文本解讀的內在要求。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育碩士 倪效思 在國家級省級語文教育雜志發表論文數篇 聯系電話 13153081992 現通訊地址：山東鄆城黃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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