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3月5日，戴望舒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大塔兒巷11號。他在西子湖畔青石板鋪成的小巷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那些縱橫交錯的石路上留下了他小學和中學時代青春的足跡.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春風吹指到美麗的西子湖畔的時候，戴望舒正在一所為守舊勢力把持的崇文中學讀書。他接受的文學營養，是由新文學的影響，當時流行的林琴南譯歐洲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刊物的作品摻雜在一起而成的。那時他與張天翼等幾位喜愛文學的同學，在這種氛圍下寫了一些小說，發表在周瘦鵑，包天笑等主辦的鴛鴦蝴蝶派刊物上。此后不久，戴望舒、杜衡、張天翼，和在之江大學讀書的施蟄存等人，組織名為“蘭社”的文學小團體，創辦了《蘭友》半月刊，其主編就是戴望舒。當時發表的一些幼稚之作，已經表現了他對于人的價值和尊嚴的重視這種可貴的人道主義精神。
1923年夏，戴望舒和施蟄存一起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這是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學校許多優秀的早期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學家是這里的教師。進步的革命師友和嶄新的文化氛圍，引導戴望舒開闊了自己的思想視野，他加入了共青團，積極投身于進步的社會斗爭和文化活動。他這時候開始的詩歌創作主要接受的是英國頹廢派詩人道生和法國浪漫詩人雨果的影響，又沉溺于晚唐詩人纖細與感傷的藝術氣氛中，這就構成了他早期詩歌表現脫離現實生活的“另一種人生”和“泄露隱秘的靈魂”的牲。《我的記憶》中“舊錦囊”輯留存的詩作，就是這種抒發個人哀愁感傷情緒的代表。
1925年“五卅”慘案引起的一場反帝運動高潮中，上海大學被查封。戴望舒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班學習。施蟄存、杜衡兩人不久也先后轉入該校。他們在共同的藝術趣味支配下開始了新的文學活動。他們一起辦《瓔珞》旬刊，一起投身革命宣傳工作，過著一種充滿美麗夢想的轟轟烈烈的生活。這時，戴望舒動手翻譯一些法國象征派的詩。“望舒在神父的課堂里讀拉馬丁、繆塞，在枕頭底下卻埋藏著魏爾倫和波特萊爾。他終于拋開了浪漫派，傾向了象征派”。（施蟄存：《戴望舒譯詩集》序）1927年的政治事跡突然打破了他們的夢想。他們在恐怖的氣氛中躲避在松江施蟄存的家里，于沉悶窒息的時代氣候下，開始專心于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的生活。他的《雨巷》、《我的記憶》等著名詩篇，就是在這里寫成的。初戀的熱烈溫熱了戴望舒的心。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成為他熱戀的對象。戴望舒一些深情的愛情詩篇便是這種熱戀情感的產物與結晶。
1928年夏初，戴望舒在震旦大學時的同學劉吶鷗，從臺灣來到上海。他邀請戴望舒到上海，不久施蟄存也來了，與戴望舒一起住到劉吶鷗家里。他們三人，與沈從文、丁玲、胡也頻、馮雪峰，成為來往密切的青年文友。戴望舒、施蟄存、馮雪峰、劉吶鷗辦了一個水沫書店，出版水沫叢書，創辦雜志《無軌列車》，出至第八期即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被查禁�？�。1929年4月，水沫書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稍后，他們又創辦《新文藝》雜志，努力提倡新興的無產階級文藝。戴望舒相信：“無產階級新興的文藝運動”，這一“抽芽的新枝”，將會“像一個光耀的太陽”，“照遍了那消失在煙霧中的英國”。（《英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1930年3月2日，經馮雪峰介紹，戴望舒參加了左聯成立大會，成為左聯第一批盟員。隨后不久，他不滿意于無產階級文學及其創作題材的狹窄和藝術的貧弱，開始轉向于表現自己的另一種藝術潮流。1932年5月，參加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的創辦，成為現代派詩人的領袖。為了深造，戴望舒于1932年11月18日乘“達特安”號郵船赴法國留學。
在法國，他到巴黎大學旁聽課程，出入于圖書館、博物館和書肆，拜訪作家和詩人。他將親手編定的自己的詩作《望舒草》，交給摯友杜衡寫序，于1933年由現代書局出版。經濟困窘使他無法安靜地從事創作經施蟄存介紹，他轉入收費較低的里昂呂法大學學習。后來他到西班牙做短暫的旅行。一方面為了向國際作家的反法西斯運動表示聲援和支持，一方面也為的是領略西班牙的豐富文化與美麗風光。在西班牙，他愛上了文學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愛上了青年詩人費特列戈.洛爾迦的作品，并開始了對它們的翻譯介紹工作。兩個月后，他回到巴黎。他進一步領略了法國駁雜的藝術，由對象征主義的熱衷而轉向對現代派、超現實主義詩人的推崇。從艾呂雅、許拜維艾爾等詩人那里，他進一步深味了詩是一種心靈“難以把握得住的東西”的藝術觀念。
1935年春天，戴望舒由巴黎返國。他失去了往昔的愛情。在失戀的沉哀中他尋找新的溫馨。不久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相戀并結為伴侶。詩人也由杭州搬往上海，度過一段短暫幸福的生活時光。1936年，戴望舒同孫大雨、梁宗貸、馮至、卞之琳等人創辦《機關報詩》雜志。這個一直支持到抗戰爆發才停辦的刊物，顯示了這一批詩人對新詩現代化與純詩建設的共同努力和追求。1937年1月，戴望舒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詩集《望舒詩稿》。
抗戰爆發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舉家由上海遷到香港。1938年8月他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創刊。他決心在敵人入侵造成的“陰霾氣候”中掙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與港岸周遭的燈光盡一點照明之責”。國內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許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該刊成為當時文化界支持以文藝為武器，為民族危亡盡力的一個重要陣地。戴望舒同民族敵人和港署當局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他當時曾氣憤地說：“現在還沒有亡國，就嘗到了亡國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國奴，這寄人籬下的生活，那就更難過了。我們中國人要到什么時候，才能脫離這個苦難呢？”（馮亦代：《龍套集.戴望舒在香港》）1935年5月，戴望舒與張光宇合辦《星島周報》。隨后又與艾青合編詩刊《頂點》，與馮亦代、葉君健、徐遲等創辦英文刊物《中國作家》，與郁風、馮亦代、葉靈鳳等合編《耕耘》雜志。在十分活躍的香港文壇中，戴望舒成為一個核心的角色。他自己不僅常有詩文創作發表，還寫了一些古典小說研究的文字。戴望舒的詩歌觀念和創作實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1939年元旦寫的《元旦祝�！罚捅憩F了對人民斗爭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禮贊。
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希望。
祝福！我們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堅強的生命將從而滋長。
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力量。
祝福！我們的人民，
堅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難會帶來自由解放。
樂觀的期冀沒有帶給詩人生命的幸運。1941年末，香港淪陷，戴望舒因為“舍不得這一屋子多年來收集起來的好書”去過“顛沛流離的生活”，便留下來了。1942年春，被日寇逮捕入獄，受盡嚴刑拷打，仍堅貞不屈。保持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高尚的民族氣節。他在獄中寫下了《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光輝的詩篇。出獄后，既無固定收入的職業，又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在屈辱與苦難中企盼著民族解放的曙光�！兜却�、《等待其二》就是他這時候熾熱與焦灼的生動寫照。
1946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橐龅牟恍規砹诵碌膭撏�。兩年后，為逃避國民黨法院的通緝之禍，再度到了香港。由于友人曹辛之的幫助，他最后一本詩集《災難的歲月》于1948年2月在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
1949年的北京迎來了嶄新的春天。戴望舒帶著喜悅激動的心情，攜兩個女兒，與詩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經天津塘沽回到北京。他參加了全國文藝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盛會，被推選為作協詩歌工作者聯誼會理事。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災難日子里鐵窗生活留下的病魔，過早地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與世長辭。這時他只有四十五歲。
（姜云飛《彷徨出雨巷--戴望舒的文學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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