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收割思想：訪作家高建群

發布時間：2016-4-8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以《遙遠的白房子》、《最后一個匈奴》蜚聲文壇的我省作家高建群，近些年來在小說創作的同時，還陸續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驚鴻一瞥》、《穿越絕地》、《西地平線》、《胡馬北風大漠傳》等散文集。繼他的散文作品《我的兵團兄弟》獲“新疆兵團文學大獎”，《走失在歷史迷宮中的背影》獲“老舍文學獎”之后，近日他的另一散文作品《成吉斯汗的上帝之鞭》又榮獲了中國散文隨筆最高獎--“首屆郭沫若文學獎”（該獎系繼“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之后的又一國家級文學大獎）。該獎是對新世紀我國散文隨筆創作的一次總結和檢閱。就此，記者專門走訪了高建群先生。

記者：高建群先生，首先祝賀您獲得此殊榮。這也是您今年繼獲得新疆兵團文學大獎”、“老舍文學獎”之后的又一榮譽。其實，《成吉斯汗的上帝之鞭》去年在《綠洲》刊出后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反響，迅速被《新華文摘》等選刊轉載，并被中國散文學會評為2003年度中國散文十佳，繼而又在港臺以繁體豎排版發行。現在，請您談談獲獎之后的感受。

高建群：最近我陸續獲得一些文學獎。聽到這些消息后第一感覺是感動。感動的原因是覺得這個世界基本上還是公平的。因為這些獎都是在我茫然不知的情況下，接到電話通知的。我從來沒有跑過，也從來沒有問過，我甚至都不知道中國文壇還有這么些文學獎項。真的，我在那一刻很感動。接到獲獎通知的第二個感覺是，我對生養我，成為我文學創作源泉的關中平原、陜北高原和新疆草原，在那一刻產生一種深深的感恩戴德的心情。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莊稼漢。我見過許多人，他們比我要優秀許多。我的惟一所長是手中有一支筆，而他們沒有，于是我把他們要說的話說了。僅此而已。第三個感覺則是，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壇西部的尊重，對陜西作家群的尊重，對那些沉默的寫作者的尊重。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這個民族的精神寶庫里，總該還得給后世留下一些長久的和固定的東西的。要不，我們如何向后世交代？！

記者：這些年，您每年都以兩本到三本的速度推出新作，可謂碩果累累。您的這些作品的出版奠定了您當代重要作家的位置，被文壇譽為“浪漫派文學的最后的騎士”、中國文壇罕見的“具有崇高感和古典精神以及理想主義色彩的作家”。同時，您也是“陜軍東征”的主將之一。您的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是新時期中國長篇小說領域的重要收獲，被譽為“陜北史詩”，該書之后的《六六鎮》和《古道天機》一同構成了您的“大陜北三步曲”。接著，您又連續寫出了多部在文壇引起轟動的史詩般的巨作，您能談談關于這方面的創作嗎？

高建群：我不知道這近10年來，我為什么癡迷于這一類題材和這一種思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像一個女巫或者法師一樣，從遠處的曠野上撿來許多的歷史殘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樣將它們拼出許多式樣。我每有心得就大聲疾呼，激動不已。那一刻我感到歷史在深處笑我。我把我的這種癡迷悟覺為兩個原因。一個是這些年隨著我在西域地面上風一樣的行走，我取得了歷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負起一個使命，即把那歷史的每一個斷章中那驚世駭俗的一面展現給現代人看。另一個原因則是，隨著漸入老境，我變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我有一種大人類情緒，我把途經的道路上的每一個人都當作我最親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墳墓無論是拱北無論是敖包無論是瑪扎，都當作我的祖先的墳墓。

在這個莊嚴而恢宏的題材中，還有兩件事要告訴你。如果不告訴你，是你的損失也是我的損失。一件是新疆作家周濤告訴我的。他說在帕米爾高原深處，生活著一個黑頭發黑眼睛的民族，他們是當年李陵將軍那3000降卒的后裔。他稱這是活著的紀念碑，人的紀念碑。周濤在關于這件事的一篇文章中，對李陵將軍給予了最深刻的同情和最高的敬意。他說這是一個生前備受凌辱，死后亦備受凌辱的男人，他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他的孤魂野鬼現在還在西域大地上游蕩。他所承受的一個男人的痛苦，較之因為為他辯護而受宮刑的司馬遷，較之被匈奴關押了18年的蘇武，都更沉重一些。好在有一個“人”的紀念碑立在那里，給我們一些安慰，給這濃重的苦難一絲亮色。

另一個故事是，去年我在新疆阿勒泰草原上的錫伯渡，知道了額爾齊斯河這個渡口得名的由來。清朝年間，鑒于新疆境內準噶爾部落的滋事，清政府從他們的本土，調集了2000多名錫伯族男人，拖家帶口，一行共4000多人，移民新疆。這支錫伯族遷徙的隊伍從沈陽出發，最后來到康熙為他們指定的居住地，距邊界不遠的查布察爾。他們趟出的那一處渡口后世叫它錫伯渡，成為額爾齊斯河上的一個著名渡口。錫伯渡在收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時，曾易名“西北渡”，現在我看中國地圖，它又恢復錫伯渡這個稱呼了。令人感動的是，這群勇敢的錫伯族男人，嗣后便在這里艱難地扎根，生息和發展，壯大到成為現在的查布察爾錫伯族自治縣。這是距離我們較近的一次民族遷徙，所以我們能較為準確地記錄它。而這個故事最令人感動或者說最具有戲劇性的是，在它的本土東北，錫伯族倒是絕跡了。我就此曾經請教過一位叫關本滿的滿族作家，想不到他告訴我，他就是錫伯族人。他說，錫伯族是滿族之一支，東北的錫伯族在后來的發展中，基本上都同化于滿族了。現在那老地方似乎還有一個鄉，叫錫伯族民族鄉。

我真的是一個代表嗎？我不能確定。當就要結束這一段談話時，我沒有通常在完成一篇文章后那種一瀉而就的快樂，而是有一種更為沉重的歷史情懷，一個巨大的悲愴感壓來，令我幾近落淚。我是不該落淚的，我是幸福的，因為我是如此豐富的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們曾有過這么多的過去。那么此刻，且讓我笑一下，讓美國詩人惠特曼那強有力的詩，像管風琴一樣在我的耳畔轟鳴，幫助我逃離這種情緒：“我輕松愉快地走在大路上。我年輕，生命于我是強健的。有了這個小小的地球，我就夠了，我不要求星星更接近。從此我不再追求幸福，我自己就是幸福！”

記者：我們都知道，您曾經在新疆服役多年，當兵的經歷給您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您的筆下有很多最可愛的人的形象以及部隊生活的再現，請您談談您筆下的“白房子”和您的那些“兵團兄弟”。

高建群：好吧。那我就給你講一段我親歷的發生在那個時候中蘇邊界上的故事。

當時，誰也無法預料情勢會如何發展。會成為一場中蘇全面戰爭的起因嗎？須知，一戰、二戰都是以邊境事件為起因的。會有一場局部戰爭，以蘇方吞并這塊爭議地區為結束嗎？那時，這塊爭議地區里的所有的人，他們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硬著頭皮勇敢地支撐。不管叫“困獸猶斗”也好，不管叫“以卵擊石”也好，爭議地區的人們，得硬著頭皮。其實，那時候大家似乎并不緊張，因為長期的這種壓力已經使大家神經麻木。邊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頭，這是為了一旦受傷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趴在了戰壕里，輕重武器的槍口齊刷刷對準界河。黑夜白晝都守著，吃飯是炊事員用行軍鍋將飯抬來。大家的幾件舊軍裝和日常零用，則打成一個小包袱，用針線包縫好，上面寫上家鄉地址和個人的名字，集體放在班里小庫房里。一旦誰死了，這就叫遺物：如果有可能的話，這些遺物將寄回去。我那時候是六九式四O火箭筒射手。這種武器是專門對付坦克的。我趴在一個丁字形的碉堡里，將火箭彈彈頭安裝好，從射擊孔里伸出去，火箭筒則扛在肩上。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一個射手在發射到第18顆火箭彈的時候，心臟就會因為劇烈震動而破裂，然而，我還是毫不猶豫地為自己準備了18顆。在這種情況下，兵團沿邊境線擺出的這一溜兒村莊，其情景自然也是這樣。胡子拉碴的大男人們，年輕一點、有點文化的小女人們，全都拿起了槍……事情后來終于沒有發生。理智代替了訴諸武力。中國拿出了大國的風度，先是釋放了那3名倒霉的士兵，接著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將那架直升機也送回去了。過了幾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因此，我猜想，中方所以后來采取了“和為貴”的政策，大約與周總理病危，希望邊境安寧有關。受惠的是我們這些當兵的，是這些拖家帶口的兵團人，是這些唱著凄涼歌曲的兵團孩子。我的18顆火箭彈沒有派上用場，我也終于沒有戰死白房子。要不，新時期文壇，也許會少了一個不算太蹩腳的小說家的。（楊小玲李向紅）

《陜西日報》 2004年12月3日

[在北方收割思想：訪作家高建群]相關文章：

3.信訪局接訪科工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