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蒙古扎賚特旗一中 李殿林
一、關(guān)于王道士
（一）王道士的涂壁畫和砸塑雕。這兩段的表述很有特色，值得注意。
這是用藝術(shù)的虛構(gòu)再現(xiàn)歷史，打破了散文題材要真實的原則。王道士怎么涂的、怎么砸的都是虛構(gòu)的。為什么要虛構(gòu)？主要是文體和表達的需要。把歷史還原成鮮活的生活，這就避免了文化散文的枯燥。此外，虛構(gòu)的大部分內(nèi)容是王道士為什么這樣做的心理活動。通過虛構(gòu)，就把一個可恨、可憐、可笑又多少有些可愛的王道士的形象勾畫出來了。而這種心態(tài)也好、思想也罷，在當(dāng)時中國社會國民中都極具典型性。一個由這類國民組成的民族，還能指望它作出什么推動人類歷史和文化的大事嗎？所以這兩段的中心是塑造里一個王道士的形象，而核心卻在揭示民族的瘡疤。
（二）石窟之災(zāi)，誰之過？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這不假，但僅僅是一個王道士嗎？“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nóng)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王道士的神情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落后的民族有了落后的國民，他們能知道什么叫藝術(shù)、什么是遺產(chǎn)？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假如不是鬧饑荒，王道士干嘛要從湖北逃到甘肅，那么他就不會把持莫高窟。再者，假如不是王道士，而是張道士、李道士來把持，莫高窟也未必見得好到哪去？所以石窟之災(zāi)，根源不怨王道士，而是一個民族造就了一個個甘受屈辱的國民，有什么辦法呢？從這個角度說，王道士不是敦煌的罪人，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劇。從后文看，如果一個民族，尤其是當(dāng)權(quán)者，珍視文化遺產(chǎn)，一是不可能讓王道士來把持，二是發(fā)現(xiàn)后也不會讓珍寶那樣慘痛地流失。因此，作者才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王道士只是錯走了一步，變成了小丑和歷史的罪人，實在是“冤枉”！
二、關(guān)于斯坦因等歐美學(xué)者。以斯坦因為代表的“歐美的學(xué)者、漢學(xué)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yuǎn)萬里、風(fēng)餐露宿，朝敦煌趕來。他們愿意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chǎn)，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去的路費。他們愿意吃苦，愿意冒著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殺的準(zhǔn)備，朝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首先，他們是可敬的，具有實干精神，搶救了文物--“比之于被官員大量遭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里！”然而，他們實在是可恨的，他們騙走、搶走、甚至破壞了敦煌瑰寶。可是，他們之所以行騙得逞，有一個前提，就是那個王道士。斯坦因等人原來不是抱著騙的目的來敦煌的。注意他們的原計劃：“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chǎn)，偷運一兩件文物”；“作好了被打、被殺的準(zhǔn)備”。而事實完全出乎他們的預(yù)料，“沒有任何關(guān)卡，沒有任何手續(xù)，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磚、上了一把鎖，鑰匙掛在王道士的褲腰帶上。外國人未免有點遺憾，他們?nèi)f里沖刺的最后一站，沒有遇到森嚴(yán)的文物保護官邸，沒有碰見冷漠的博物館館長，甚至沒有遇到看守和門衛(wèi)，一切的一切，竟是這個骯臟的土道士。他們只得幽默地聳聳肩。略略交談幾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設(shè)想好的種種方案純屬多余。”你看看，這種情況下，遇到了這樣的便宜事兒，不去“騙”恐怕不大可能吧！所以我說，“騙”的前提還是“這個衰亡的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句子：“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dāng)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凄艷的晚霞。那里，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假定這個描寫是事實，這個“他”應(yīng)該是指斯坦因，問題是他已經(jīng)得到（騙到？買到？）了寶貝，應(yīng)該高興，為什么在他的眼中晚霞不是絢爛的，而是“凄艷”的？我推測斯坦因的心理是，他為這個曾經(jīng)輝煌的民族衰敗到如此的地步而痛惜。他在心里說，“這個民族呀，完了！”“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而“滴血”卻正是年輕詩人的感受：這個語句創(chuàng)造的意蘊太新活而深刻，值得好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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