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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階層是從平民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特殊階層。他們因為有勇力和武藝，所以被特別選拔出來。剛開始時是平時和農民一樣從事耕耘，有戰事的時候則組成軍隊作戰，后來慢慢地不再耕田，專門作為武士。他們的地位很是低下，是處于最低等的統治層與平民之間的一個特殊的中介性的社會階層。他們僅靠自身的勇力才獲得無保障的職務其子弟仍有成為“仆隸”可能。“士”階層的出現實際上與中國遠古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居民組織方式有關。據研究，遠古的平民有兩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在靠近統治中心--各級“都“邑”的鄉間，居民組織與軍隊的編制是同構的，有人稱之為“武士組織”或“仿士組織”；處于邊遠地區的平民則是按井田制組織起來的，為純地域性組織。“武士組織”和“仿士組織”是由氏族殘余變形而來，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其居民的地位也略高于邊遠地區的平民。而“士”階層大都從“武士組織”或“仿士組織”的居民中產生。正因為這種居民組織與氏族制度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后來由作為武上的“士”直接發展而成的“武俠”，獨具“交黨結倫，重氣輕命”的人格精神，便絕非偶然。
長期以來，“士”階層一直都是武士階層。到了春秋時期，“士”階層開始出現分化與蛻變，但在過渡階段士仍然都能武。就拿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來說，就是一名由武上蛻變而成的文人。他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其父叔梁汔以勇力著稱，曾在戰斗中雙子托起城門，將關在門內的軍隊放出。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據說“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孔子自己也對門徒說：“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說明孔子原本是個武士。其門徒子路“好長劍”；冉有“用矛于齊師”，樊遲率師逾溝，都曾是武士。
在先秦的社會結構中，“士”階層處于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它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過渡層，是上層社會與平民社會上下流動的匯合之處，因此其成員不斷地處于分化組合的過程中。春秋時期，王綱解紐，列國爭霸，舊的社會秩序分崩離析，各社會階層的關系正在重新調整，位于社會要沖的“士”階層自然也不能例外。舊社會秩序的解體打破了有史以來貴族壟斷知識的局面，使得平民社會有了出現文人的可能，原來都是武士的“士”階層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士”人專門從文，將原由上層社會貴族濁占的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接受過來。因此他們自身雖然是在舊王權體制瓦解、新的專制帝制尚未建立的間隙中誕生并發展起來的，但由于知識結構的制約，他們從一開始就自覺努力于恢復夏商周三代所謂王官之學的禮樂文化傳統，這便是最初的一批“儒士”，他們實際上是借復古以倡新。
類似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文復藝興運動。“學而優則仕”，他們社會活動的目標是要進入上層社會參政。而“士”階層中未分化出去的一批武士，仍保持著樸素的源于史前時期遠祖的尚武傳統和強悍的民族特質，并不斷汲取民間社會的文化營養向前發展，這是萌芽狀態的“俠士”。“儒”與“俠”、文與武的分流，預示著儒家文明興起后中國社夫人格專化的文化模式。在先秦，俠與儒都是作為新的社會階層出現的，它們的萌生與兼容井存，標志著中國社會的活力和進步。秦漢王朝定鼎后，儒為上層社會統治者所利用，而俠卻作為社會的離軌因素留存在民間，“重文輕武”便成為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文化的一個特色，“文”、“武”全面分途，上層文化和大眾文化也從此分道揚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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