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相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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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順

　　晏嬰(約公元前585-前500年)，字仲，謚平，世稱晏平仲，齊國夷維(今山東省高密市)人。齊人夫晏弱之子。是齊國杰出的政治家，也是齊國歷史上唯一可與管仲并稱的一代名相。他從公元前556年襲父爵為齊國大夫，歷事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代國君，齊景公時為國相。孟子曾贊之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孟子公孫丑上》)司馬遷說：晏子“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史記管晏列傳》)為政期間，大力提倡以禮治國，省刑薄斂，寬政惠民，敬賢遠佞，反奢倡儉；在尖銳復雜的外交斗爭中，機智善辯，不辱使命。為政敢于犯顏直諫，以匡君過。因此，劉向在《序錄》中稱贊晏嬰“盡忠及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現(xiàn)僅就其治國主張及措施列述如下：

　　一、國運靡常以禮治國

　　晏嬰當政期間，齊國公室日益哀微，大夫專權日益嚴重；并且屢屢發(fā)生子弒父、臣弒君、兄弟相殘的現(xiàn)象。在這“禮崩樂壞”,“國運靡常”的形勢下，為了使國家穩(wěn)定、社會安寧，晏嬰提出了以禮治國的主張并付之于實踐。晏嬰指出：“禮之可以為國也久點，與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失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嬰認為，禮是一種維系社會秩序的行為規(guī)范。只要以禮治國，就會出現(xiàn)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社會秩序。”如果國君不用禮，就不能治理國家；大夫不講禮，就會殺掉他的國君；兒子不講禮，就會殺掉他的父親；兄弟之間不講禮，就會互相殘殺。因此，無禮或者有禮而太守禮，整個社會就處在一種無序的混亂狀態(tài)。

　　晏嬰認為，君王的守禮是十分重要的。他常常規(guī)勸景公要帶頭守禮。淳于國人獻一美女給景公作妾，生了個兒子叫荼，景公很寵愛他。有些大臣商量想讓景公廢掉公子陽生而立荼為太子。晏嬰知道了這件事，認為這是違禮的舉動，使規(guī)勸景公說：“不能這樣做!以賤敵貴，是國家的大害；廢大立小，是禍亂的根源。陽生年長而受國人擁戴，君王不能廢掉他!”他又說：“立太子有一定的禮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長。希望君主能夠用禮來教導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惡，用大義引導他，使他不要貪婪于私利。長少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長幼就有序不亂而合乎倫理了。”可是，景公不聽晏嬰的勸告，還是立荼為太子。

　　結果(景公死后)，田氏殺太子荼，立陽生為國君；后又殺了陽生，立了簡公；最后又殺了簡公將齊國據(jù)為己有。(《晏子春秋內篇諫》)

　　晏嬰還重視運用禮義來抑制私門的發(fā)展。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齊國發(fā)生了陳、鮑氏與欒、高氏的激烈戰(zhàn)斗。據(jù)《左傳昭公十年》載：

　　五月，庚辰日，齊景公、陳、鮑之軍和欒、高之軍在齊都的稷里作戰(zhàn)，結果欒、高之軍敗北，接著他們又在齊都莊里被戰(zhàn)敗，齊都人民都追擊欒、高，結果又在鹿門戰(zhàn)敗了他們，最后欒、高亡命魯國。陳鮑二氏要乘機瓜分欒、高兩家的財產(chǎn)。可是晏嬰?yún)s認為這是違背禮義的行為，他義正詞嚴地告訴陳無宇說：“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亡本世，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在晏嬰看來，義和利相比，義是根本，只有用義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違禮的越規(guī)行為。否則，見利忘義，就必然招來禍患。他強硬地指出：必須把欒、高的財產(chǎn)獻給君王。陳無宇聽了晏嬰的話，就把欒、高的財產(chǎn)都獻給了齊景公，然后自請退隱莒國以養(yǎng)天年。晏嬰就是這樣，遏制卿大夫的利欲，從而維護了公室的利益。

　　另據(jù)《左傳》、《晏子春秋》的記載，田氏為了擴大自己的經(jīng)濟勢力和政治影響，在自己的封邑內，采取了小斗進、大斗出的惠民政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眾的生活、結果田氏籠絡了民心，擴大了自己宗族的勢力。面對田氏勢力的迅速增長，齊景公十分擔心自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于是請晏嬰幫助想辦法來遏制田氏勢力的增長。晏嬰提出的遏制田氏勢力的手段就是禮。他認為只有禮，才能阻止田氏代齊的進程。他說：“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nóng)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這就是說，根據(jù)禮的規(guī)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對國人妄施恩惠，百姓不能懈怠勞作，財貨不能遷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職，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收國家的賦稅。這樣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就一心為國，就會避免私人勢力的強大。為了使臣民懂禮、守禮、保持社會穩(wěn)定，抑制私人勢力的發(fā)展，晏嬰勸諫君主在守禮方面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這樣，天下有禮之士就會簇擁在齊侯的左右，從而為治國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礎，而那些無禮之士就難以容身。這樣，就會使姜齊政權得到穩(wěn)定。

正是由于晏嬰重視禮義，強調以禮治國，這才使當時齊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桓、管霸業(yè)的余緒，使齊不失為大國而自己也身顯諸侯。

　　二、薄斂省刑寬政惠民

　　史稱景公奢，由于其賦斂無度，刑罰苛重，使得百姓負擔過重、上下矛盾異常尖銳。針對這一情況，晏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緩和矛盾，穩(wěn)定局面，概括地說，就是薄斂省刑，寬政惠民。

　　(一)薄賦斂

　　對于齊國的賦斂之重，晏嬰早有覺察。《左傳昭公三年》記載，當晏嬰出使晉國，與叔向談到齊國的狀況時指出：“此季世也，吾不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踴貴。民人痛疾……。”這就是說：齊國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無限度地加重對人民的剝削，把老百姓收獲的三分之二，都納入公室，只留下一分讓其維持最低的衣食之用。結果是公室所積聚的糧食、財物都腐朽生蟲，而百姓們卻饑寒交迫。對于這種情況，晏嬰是焦急不安的。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誅祝史時，晏嬰趁機勸說景公行仁斂，薄賦斂。說：“處死祝史也解決不了問題，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澤的水草，由舟鮫看守；荒野的柴，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漁，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無法取用。偏遠鄉(xiāng)野之人，也都來到齊都服役，靠近齊都的關卡，向商旅稅征暴斂，世襲大夫的家人，強行向商人索賄；處理政務不遵守法律，對人民謀求無度，可是宮殿卻每天都在興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宮的寵妃在市場上巧取豪奪，朝庭上的寵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強烈，如果不給，就誣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禱告是有益處，詛咒卻有壞處，然而從聊城、攝城以東算起，到姑水、尤水以西，齊國境內的人民很多，不論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勝過千萬憤怒人民的詛咒呢?賢君假若要誅殺祝史，還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齊景公聽了晏嬰這番話，感到很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各級官吏推行仁政，并且撤銷省都的各處關卡，重新開放禁止百姓民進入的場所，最后減免租稅，輕賦簿斂。景公自己也下罪己詔，向國人謝罪，從而使民受惠而國以安。

　　《晏子春秋景公問千圣君其行如向，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篇也載看晏子諫景公薄賦斂的內容：

　　晏子進諫景公說：“我聽說，問道的人是想改行政道，明白了道理的會肅然起敬。現(xiàn)在君王的賦稅繁重，所以百姓離心離德；市場上貿易欺詐誑騙，所以商旅斷絕；玩好充斥市場，所以日常家用匱乏……。身旁滿是嗜欲貪婪之人，全國一片非議責罵聲，而您卻不加考慮”。景公聽了晏嬰的話。于是下令不要再進獻玩好，市場貿易要公平，不準欺詐，宮室不要再修飾，沒有完工的建筑停止修建，停止勞役，減輕賦稅。晏嬰還要求景公，要注重漁鹽業(yè)和關口的管理，取締奸商不法之徒。賦稅，對農(nóng)民只收取十分之一。晏嬰關于薄賦斂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保證了齊國經(jīng)濟的正常發(fā)展。

　　(二)省刑場

　　齊景公時，由于嚴刑峻法，致使齊國“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晏子春秋內諫下》)在市場上則是“履賤踴貴。”(《左傳昭公三年》)

　　對這種情況，晏子進行了一次次的進諫。《左傳昭公三年》載：景公要為晏子更換住宅，晏嬰以靠近市場便于體察民情，有利于治國行政為由而拒之。齊景公問：“賢卿既然住在靠近市區(qū)的地方，你知道物價的高低嗎?”晏嬰回答說：“我既然住在市區(qū)，怎敢不知物價的高低呢?”齊景公問：“什么東西貴什么東西便宜呢?”晏嬰回答說：“義肢貴，鞋子便宜。”景公聽言，知受斷肢酷刑的人太多了，遂下令減輕酷刑。對此評論家說：“一個有仁慈的人，他的話都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由于晏嬰的一句話，而使齊君減輕了人民的刑罰。《詩經(jīng)小雅》篇說：‘賢臣如果能推行仁政，那么亂事就會停止’。就是指這類事情而言。”

　　《晏子春秋》中記載晏嬰省刑之諫是很多的。如：“景公欲誅駭鳥人，晏子諫止”、“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止”、“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止”、“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止”、“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止”等等，可以說是為了省刑，晏子諫君無所不及。

　　晏嬰還要求景公：“減輕刑罰，如果是死罪的減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減為懲罰，如果是懲罰的就免罪釋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嬰主張對嚴酷的刑罰加以改革，反對對民眾濫施暴力，對于緩和當時齊國國內不斷激化、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維護國家百姓的安定生活，是有其積極社會意義的。

　　晏嬰的薄斂省刑主張，是與他“寬政惠民”的仁政思想相一致的。反對統(tǒng)治者對人民的恣意掠奪和殺戳，這無疑是對減輕人民群眾負擔，保障人民生活財產(chǎn)，是大有益處的。

　　三、選賢任能，懲治讒佞

　　選賢任能，懲治讒佞是晏嬰治國的重要內容。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沒有大批的賢能之士，是根本辦不到的。他曾總結了桓公得以稱霸諸侯的歷史經(jīng)驗，認為：“先君見賢不留(留遲滯)，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當齊景公問晏嬰善于治理國家的人，應當如何舉措時，他明確地回答：“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反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任用賢能之士，則是莫大的不祥。他說：“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在識賢方面，當景公問取賢得人之道時，晏嬰指出：“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認定其身，……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晏子春秋內篇問上》)這就是從其社會交往上，從其實際活動中的關鍵時刻，來具體考察人才的優(yōu)劣；而不是靠道聽途說和一面之辭來作決定。

在任賢方面，當景公問任人之道時，晏嬰指出：“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遍成。……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這就是，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要注重其所長，不能過分究其短。晏嬰對齊桓公拜管仲的相，任賢不避私仇；舉寧戚為大司田，任賢不棄微賤的大度胸懷，極為贊賞，并努力效法之。據(jù)《史記》載：

　　晏嬰的車夫剛開始為其罵車時，以為自己是為國相駕車，神采飛揚，甚為得意。但不久這位車夫改變了態(tài)度，處處表現(xiàn)出一種謙讓精神。晏嬰見他改變態(tài)度，便問其中的緣由。車夫如實地告訴了他。原來，車夫的妻子從門縫里看到丈夫駕車時那種自得神態(tài)。等到車夫回家，他的妻子提出要離婚。車夫問其原因。妻子便對丈夫說：“晏嬰身高不過六尺而做齊國的國相，并且名聲顯于諸侯，今天我看他出門神情安詳，考慮深遠，非常謙恭謹慎。你身高八尺，卻為人駕車，而且神態(tài)非常自得，我因此要離去。”從此以后車夫就變得謹慎廉虛起來。晏嬰因為車夫能聽從妻子的勸告，自勉自強，一心向上，于是就把他推薦給景公做了大夫。

齊景公時，晉國舉兵攻伐阿、甄。燕國也侵擾河上，齊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景公非常憂慮。這時，晏嬰向景公推薦了田穰苴。他說，田穰苴雖是田氏庶出，但很有才能，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景公所說后，急忙召見田穰苴，并和他談論用兵之道。穰苴果然精通兵法謀略，景公很高興，便任命田穰苴為將軍，率軍抵抗晉、燕之師。由于田穰苴治軍嚴明并按軍法斬殺了遲到的監(jiān)軍莊賈，軍威大振。特別是由于把身先士卒，與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兵的擁護，士氣高漲。結果，晉軍聽說后撤軍而去，燕軍也渡水退回。田穰苴率兵追擊，收復了全部失地，保證了國家的安全。

　　晏嬰在主張舉賢用賢的同時，積極主張懲治讒佞。他指出，惡人不去，賢人不進；讒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邊的讒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賢良，危害國家，故為國之大患，晏嬰把這種人比做“社鼠”、“猛狗”，力主懲之，除之。《晏子春秋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篇曰：國家也有這類社鼠，國君的左右近侍有的就是。他們在宮內對君主隱瞞善惡，在宮外靠權勢迫害百姓，不除掉他們，國家就要混亂；但要誅殺他們，他們卻被國君保護而受到寵愛，這些人就是國家的社鼠。……國家也有猛狗，這就是某些當權的人，有道德有知識的人，想來求見您這大國的君主，可是他們都迎上去咬他們，這些人也就是國家的猛狗啊!君主的左右親近是社鼠，當權的人是猛狗，君主怎能不被蒙蔽?國家怎么能沒有憂患呢?因此，明君賢臣治國，必須尊賢、舉賢、用賢；去讒、除佞；如此則國治民安。

　　四、反奢倡廉節(jié)儉力行

　　齊景公時，奢侈腐敗是齊國朝政的一個突出問題。《淮南子要略》篇說：“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響，一朝用三千鐘贛。”景公如此奢侈腐化，而齊國百姓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為了國家政局的穩(wěn)定，晏嬰一次次地進諫景公止奢侈，行廉政。一年大雨連綿一連下了十七天。但是，景公仍然是日以繼夜地飲酒作樂，并且派人巡視國中，羅致善歌的人。晏嬰聽說后，憤然去見景公說：“大雨連綿下了十七天，房屋毀壞的每鄉(xiāng)都有數(shù)十戶，缺糧挨餓的百姓每村都有好幾家，年老體弱的人，天寒受凍連一件粗布衣都得不到，忍饑挨餓連一頓糟糠都吃不上。他們走投無路，求告無門。然而君主卻日夜飲酒作樂，令人到處羅致歌人不止。用國庫的糧食喂馬，用牛羊肉養(yǎng)狗，三宮姬妾都飽食膏梁肥肉，您對狗馬姬妾不是太優(yōu)厚嗎?對鄉(xiāng)民百姓不是太薄情了嗎?我身為國家大臣，忝居百官之列，卻讓百姓災民受凍挨餓，使君主貪戀酒以失去民心而不知憂慮，我的罪過實在是太大了。”景公納晏嬰諫，授權晏子賑濟災民。三日期滿，官吏賑災完畢。晏子上報說：受災貪民一萬七千家，用去賑災糧九十七萬鐘，柴薪一萬三千車。毀壞房屋的二千七百家，用去修繕費用三千金。景公聽畢，然后回到宮內，降低了飲食標準，不再擊鼓奏樂。晏嬰又請求景公裁減侍從和使君主移情喪志的歌兒舞女，結果三千歌兒舞女被辭退。

　　景公曾問晏子說：“我想穿古代圣王那樣的衣服，住居代圣王那樣的房屋，如果這樣，諸侯就會來歸順吧?”晏嬰趁機講明了行德政、施仁義，愛民節(jié)用的道理。他說：“夏禹、商湯、周文王并不穿同樣的衣服而統(tǒng)治天下，并不是靠服裝來使諸侯歸服的，而是真誠地愛護百姓，成功地施行善政。古時曾有身穿極為簡樸的衣服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禮拜他們的服飾，而是歸順他們的德政。古時曾有居住木巢洞穴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禮拜他們的居室，而是歸順他們的仁政。”他又說：“現(xiàn)在君主您把樓臺閣榭修得沒法再高了，把池塘挖得沒法再深了，還極力追求雕鏤的精巧，花紋的精美而不知滿足，那么這乃是在與百姓結仇啊。我想這樣下去，國家恐怕要危險了，您也不得安享了。您競然還想使諸侯來歸服，不是也太難了嗎?”晏子諫止了齊景公的奢行。

　　在反對奢侈腐敗的同時，晏嬰“以節(jié)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記管晏列傳》)雖然晏嬰身居相國高位，但他嚴以律已，廉潔從政，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十分節(jié)儉，為百官做出了榜樣。吃的是“脫粟之食”、“肉不足”，穿的是粗布衣，僅有的一件皮衣，竟穿了三十年。住的是“近市淵湫囂塵，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上朝時，常坐弊車，駕駑馬。在婚姻方面，仍以老妻為伴。晏嬰生活如此儉樸，可他一再辭去景公賜與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租、輅車、乘馬等，為百官作為表帥。

　　晏嬰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為他認識到，清廉則為福，貪欲則為禍，而且能夠自覺做到以德抑欲，以義御利。《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載，齊國平定崔慶之亂后，功臣都受到封賞。景公曾賞賜給晏子邶殿(今山東省昌邑市西)附近六十邑，晏子不肯接受。子尾問晏子：“富，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晏子說：“慶氏由于貪圖封邑而招致災亡，而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控制欲望的結果。反之一旦增加邶殿的封土，這固然可以滿足我的欲望，然而欲望滿足了。死亡的日子也就快到了。這并不是我討厭財富，而是深怕因此喪失財富。況且富有如布帛的寬度，最好是加以適當限制，而不讓它任意變化。人都想在富裕中生活，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隨心所欲地享用。因此就用道德來規(guī)范限度，不可以過分富有，這就叫做財富的限度。財富過多，欲望太大就會惹禍，因此我才不敢貪婪太多的財富。”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載，景公派梁丘據(jù)給晏子送去華車好馬，一連幾次，晏子辭而不受。他對景公說：“君主您讓我統(tǒng)理的百官，我率先節(jié)減衣食，給百官、百姓做榜樣，然而還擔心他們奢侈浪費而不檢點自己的行為。現(xiàn)在華車好馬，在上面君主乘坐，在下面我也乘坐，那么百官、百姓不講禮儀、衣服飲食奢侈而無度，就沒辦法禁止了。”可見晏嬰的倡儉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措施。不僅為了改變齊國奢侈腐敗的政風，同時也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以安定國家，穩(wěn)定人心。

　　由于晏嬰的克己奉公，尚儉倡廉，在中國歷史上樹立上廉相的楷模。對后也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時人弦章便深受晏嬰的影響，被譽之為：“弦章之廉，晏子之遺風也。”(《晏子春秋外篇》)《隋書地理志》載：“齊地男子務農(nóng)桑崇學業(yè)，其歸于儉，則頗變舊風。”明嘉靖《青州府志》稱：“齊地漢以后尚儉、倡廉，與晏子的移俗不無關系。”可見晏嬰尚儉倡廉思想與行為的影響之深遠。

　　五、折沖樽俎不辱使命

　　晏嬰身為相國，曾多次代表國君，或接待使者，或出使四方。在歷次外交活動中，晏嬰總是以其機智善辯，折沖樽俎，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務，維護了齊國的尊嚴。

　　晉平公準備攻打齊國，派范昭前往齊國觀察刺探有關情況。齊景公設宴招待他。酒喝到盡興時，范昭故意挑釁試探，先是提出要用景公用過的杯子飲酒，接著伴醉讓奏周王的樂曲。晏嬰識破了使者的心機，給以針鋒相對地回擊，全都拒絕了他。事后他向景公解釋說：“范昭為人，不是淺陋而不懂禮儀，而是想試探我們君臣，所以拒絕了他。”后來，范昭回國報告晉平公說：“齊國是不可以攻伐的，我想試探一下他的禮法行為，而被晏子識破了。”對此孔子高度評價說：“夫不出手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沖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意為不出筵席之間，而退敵于千里之外。從而阻止了一次不義之戰(zhàn)。維護了國家的安全。晏嬰重視以禮治國，他把重禮的思想成功地運用到外交活動中去。強調諸侯相交以禮為先，反對諸侯間的無禮和非禮之交，讓列國賓服。

　　有一次晏嬰出使吳國，吳王聽說晏嬰非常機敏且善于辭令，使想嘲弄晏嬰一番。當晏子到達吳國時，掌管接待的侍從官吳王的吩咐對晏嬰說：“天子請見!”晏嬰一聽非常吃驚，心想齊、吳都是諸侯國，吳王怎么可以自稱天子呢?這不是有意蔑視齊國嗎?隨后他想出了對付的辦法，但沒即動聲色。“天子請見!”侍從官連喊三聲，晏嬰裝聾作啞，一聲不吭。侍從官飛報吳王，吳王只好親自出來接見晏嬰。晏嬰見吳王出來，便首先施禮，然后問吳王：“我是受齊君之命來貴國的。我是一個糊涂人，而糊涂人常常受騙。方才聽侍從官高喊天子請見。您既然以天子自稱，那我今天就是踏上天子之朝了。不過請允許我大膽問一句：原來的吳王應放在哪里?”吳王聽后十分惱怒，但又無可奈何，只好改變了稱呼，行了諸侯國的禮節(jié)，與晏嬰正式相見。吳國朝庭中的官員見到這般情景，私下里無不贊嘆：晏嬰真是一位勇敢機智的外交家。

　　晏嬰經(jīng)常出使各國，他雖然身材矮小，但他莊重的舉止，威嚴的氣勢，應對如流的言辭，傾倒了各國諸侯，完成了與諸侯修好的外交使命。晏嬰出訪魯國時，魯昭公問他怎樣才能使國家安定、民眾歸服?晏嬰回答說：“我聽說傲慢大國，輕視小國，國家就危險；輕率斷案，加重賦稅，百姓就會離散。事奉大國，扶助小國，是安定國家的根本保證，謹慎斷案，減輕賦稅，是聚集百姓的辦法。”(《晏于春秋內篇問下》)，此后晏嬰又出使魯國時，魯昭公卻突然說：“我聽說貴國的君主是一位邪僻不正的君主，為什么憑您的德行，卻去侍奉他呢?”晏嬰略加考慮后回答說：“我沒出息，我的族人又不如我，依靠維持祭祀祖先的族人有五百家，因此我不敢選擇國君。”晏嬰走后，魯昭公對人說：“晏嬰是仁德的人啊!他使齊國國外無諸候侵猶的憂患，內無國家不振的憂慮，卻不自夸炫耀；謙虛不自滿，本是安邦定國，卻托辭是為了供養(yǎng)族人，晏子可稱得上是仁慈仁德之人了。”(《晏子春秋內篇問下》)

　　晏嬰奉命出使楚國，國為當時楚強齊弱，楚王便想羞辱晏嬰借以顯示自己的威風。楚王與群臣設下圈套，單等晏嬰就范。晏嬰來到楚都東門，但守門者卻不給他開門，硬要在大門之側的小門接引他，晏嬰明白了這是楚國君臣在設法戲弄自己，便大聲對守門的侍者說：“出使狗國，才從狗門進，我今天是出使楚國，不該從這小門進。”于是守門者只得從大門迎入晏嬰，進見楚王。楚王見了晏嬰便問：“齊國沒有人了嗎?”晏嬰從容答道：“齊國都城臨淄有若干里巷，人們舉起袖子可以遮住太陽，揮把汗就像下雨，人比肩繼踵，到處都是，怎么是沒有人呢?”晏嬰回答說：“齊國任命使臣，各有相應的對象，那些賢德的使臣出使賢明的國家，不才無能的使臣出使不才無能的國家。我最無才無德，所以最合適出使楚國了。”楚王宴請晏嬰飲酒，喝得酒興正濃時，兩個官員綁著一個人來見楚王，說是齊國人一犯了偷盜罪。楚王看著晏嬰說：“齊國人本來就是善于偷盜嗎?”晏嬰反唇相譏說：“我聽說，桔樹長在準水以南就結桔子，生長在淮水以北，就成了枳子，葉子空自相似，那果實的味道卻不一樣。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啊。現(xiàn)在這個人生活在齊國不偷盜，進到楚國就偷盜，莫不是楚國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盜嗎?”晏嬰的回答使楚王瞠目結舌。心悅誠服地對晏嬰說：“圣人是不可以戲弄的，寡人反而自討沒趣了。”(《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嬰使楚，當受到楚國君臣侮辱時，以機智善辯，嘲了楚王的無禮和愚蠢，維護了齊國的尊嚴，提高了齊國的聲譽，更使自己名顯諸侯。

　　晏嬰相齊，敢于直諫，匡君救失；為政尚禮、重民、舉賢，節(jié)儉身體力行，從而使趨于落勢的姜齊政權，能夠在列國爭雄中不失其大國地位，得到了諸侯們的敬佩，后世的景仰，被稱為一代賢相。以致太史公不得不由衷贊嘆：“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忻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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