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詞中豪放苦，撥亂有待今反正
----李清照的《漁家傲記夢》新解
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的詞作《漁家傲記夢》，作于其生活晚期，氣度恢宏，格調雄奇，不同于其詞創作“清麗婉轉，幽怨凄惻”的主流特點。對此現象，歷來詞論家眾說紛紜：梁啟超謂之“此絕蘇辛派，不類《嗽玉詞》中語”，胡云翼謂之“她借助于夢，幻想著一條精神上可以寄托的道路”，而唐圭璋謂之“在理想的國度中求得精神的慰藉”。這些名家論斷均失之偏頗，就詞作的意蘊而言，只知其表，就事論事，無助于全面把握詞作和詞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對詞作的主題認識脫離客觀實際，有故意拔高的不良傾向。
一、詞作內容與現實生活緊密相聯
詞人借助對現實生活夢境化的藝術處理，表明了對國事的關注，抒發了對現實政治的強烈憤懣，以及對此又深感無能為力的內心苦痛。
“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重在渲染壯闊雄奇的氛圍。“天界”、“云濤”、“曉霧”、“星河”、“千帆”是其中的基本景物，“天界”、“云濤”、“曉霧”上下分列三層，分別代表天界、仙界和人間三種生活境界，而“星河”和“千帆”則是云濤層的主要景物。正是從“曉霧”這一自然景觀，可以洞悉詞人難以徹底超脫現實的心意。
“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是詞作的主干。詞人自“曉霧”而“云濤”再到天界，逐步脫離了人間的煩惱，她“原來”是天界仙子，回到了適得其所之地。天界生活如此，愜意，遠非人間可比，人際關系良好，天帝和藹可親。正在樂而忘返之際，作者卻念及人間生活的痛苦無奈，“路長”、“日暮”之際，卻僅僅“學詩謾有驚人句”而已。天界與人間生活反差強烈，天帝的美好形象與詩人痛苦的結合，正好委婉地表白了詞人的現實理想與政治態度。
“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是詞人再次尋求實現理想的途徑。天界的一切努力失敗之后，詞人便把仙界“三山”當作理想的歸宿，雖有大鵬可展翅的強風，但輕巧無倚的蓬舟再欲轉的星河中只能兇多吉少，何況《史記封禪書》曾云“三山”相傳為仙人所居，可望而見，但乘船而去，臨近時即被風引開，終于沒有人能夠看到。看來詞人的種種努力，最終只能以失敗告終。
因此，“記夢”集中表明了詞人的政治態度，雖心神游離于虛幻與現實之間，但并未被虛幻的情景所麻醉，既沒有得到“一條精神上可以寄托的道路”，也沒有“在理想的國度中求得精神的慰藉”，而是幽怨婉轉又不失矢志不渝地表白了對現實政治生活的關注。
二、關注政治風云的變幻貫穿著李清照的一生
李清照年輕時就具備“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的識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感對她頗有影響，對時局的關心伴隨著其文學創作的始終，表現了女詞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高風亮節。
李清照生于1084年，18歲時與當朝吏部侍郎趙挺之的兒子趙明誠結婚，趙挺之依附權奸蔡京，為所欲為，甚至傾軋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李清照曾有詩句“何況人間父子情”，“炙手可熱心可寒”以示諷喻。
“靖康之亂”發生時，趙明誠正在山東淄州任上，同年舉家南遷至建康，針對當時的時局特點，李清照曾有如下遺詩“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絕句》），“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無題》），“南來尚怯吳中冷，北狩應悲易水寒”（《無題》）。她希望南宋當政者，應該象項羽那樣寧死也不逃到江東，應該起用王導÷劉琨那樣的愛國將領收復失地，同時對南宋統治者忘記“北狩”的父兄和失地表示憤慨。
1130年趙明誠死于任上，針對趙明誠死前曾有通敵嫌疑的傳言，她追隨逃避金兵入侵的趙構，以求說明事實真相，以致淪入難民隊伍，顛泊流離于杭州、紹興、金華等地，直到老死。此后的一些詩賦就能看到閃爍著愛國主義精神的強烈光芒。她在《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的詩中寫道“子孫南渡今幾年，飄零遂與流人伍。欲將血淚洗山河，去灑青州一 土。”，在《打馬賦》中寫道“亂曰：佛貍定見卯年死，貴見紛紛尚流涉，滿眼驊騮及騄耳，時危安得真如此？事老矣不復志千里，但愿相將過淮水。”再次表明了她對廣大人民生活的同情，以及希望收復北方失地的強烈愿望。
因此李清照在這首詞中流露出的政治態度，符合她的為人處事原則和一貫的政治表現。
三、難以超脫源于不可忽視的性別特點
詞人的政治態度表現得如此幽怨委婉，欲說還休，主要的根源在于差異顯著的性別特點，現以陸游的《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候》與辛棄疾的《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這兩首與之同題材的作品，與之予以對比分析：
（一）、“夢境”內容不同。辛、陸二人由于親身經歷過抗金戰爭，所以“夢境”內容全為真實場面，“當年萬里覓封候，匹馬戍梁州。”與“壯歲旌旗擁萬夫，錦儋突騎過江東。”均于史可鑒。而李清照沒有現實經歷作依據，對時局的態度只能借助虛幻的想象，則實出無奈。
(二）、感情流露不同。陸、辛二人由于親身經歷過抗金戰爭，所以失意之時，把壯志難酬的原因直接歸為朝廷的投降政策，同時表露出既無奈又憤慨之情。“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之類的感慨，這是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可以起到心理平衡作用。而李清照雖然在“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中流露出對時局的不滿，卻難以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方式，悲痛之狀也非常人可以理解。看似浪漫的舉動，實在不切實際，反而覺得可悲，如此抒情方式，實際表達效果只能與其主流詞創作異曲同工。
造成如此差異的根源在于因性別因素導致的經歷不同，封建社會的女子們，聰明才智全被扼殺，根本不能步入科舉取仕之門，政治上難得有實際作為；李清照對政治生活的殷切關注，只能換來無以名狀、難以表白，同時又難得心理平衡的極度沉痛。
王國維曾云：“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在詞作分類中，豪放詞與婉約詞一字并肩，長期以來分類標準有二：其一、以作者的創作風格劃分。明張綎在《詩余圖譜》中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正是此理。其二、以作品內容劃分，一般來說豪放詞筆力遒勁，境界開闊，氣魄宏大；而婉約詞則感情細膩，清麗婉轉，幽怨凄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誠如斯言,這首詞氣度恢宏，意境壯闊，想象豐富，頗具豪放詞的一切外在特征，同時也僅僅如此而已。忽視詞中流露出的那種對政治生活的密切關注，卻無法實現又難得找到解脫途徑的沉痛心境，則是以前所列三位名家及其他一些詞評家認識偏頗之處，這對李清照的人格力量便形成誤解，如果拙作能達到為詞人正名的初衷，本人將不勝榮幸之至，同時還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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