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濤
中國一向就是官本位，人生三萬六千日的所有作為似乎都是為了獲得個一官半職。對知識分子而言尤其如此，所謂“學而優則仕”是也，不聞有“學而優”則農、則工、則商......“大也是個官，小也是個官。大官小官不一般。”東北二人傳中這十幾個字的道白不能說不具有普遍意義。
我做過二年半的小官（其實準確地說是“吏”）--語文教研組長，在做到不滿二年的時候就有了身受縲紲之苦的感慨，覺得自己跟蒲松齡筆下那位負責捉蟋蟀的成名很相似，就去與校長談“辭官”。一次不成，兩次；兩次又不成，就又想到了蒲老先生的那句話--百計營謀不得脫。再后來索性來了個“掛印而去”。官終于辭了，以為每日里可以隨心之所欲，教書育人，讀書作文了，大有“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快意。然而這快意卻是倏忽即逝，辭官前幻想的肥皂泡破碎得亂七八糟，肥皂水濺了滿臉。
麻煩首先來自自己。我沒有成“佛”，沒有大徹大悟，沒有辭掉中國人固有的心態。于是，校內校外，對著同事親朋反反復復地去說明我是辭官而非被罷官，總是弄得人家既糊涂又明白啞口無言方才罷口。而我自己的內心里卻還總是揣著個惴惴不安的小老鼠，生怕人家不相信我的話，自己的臉上實在沒有光彩。
其次是學校領導。我的掛印恰在大校長走馬上任不到一個月，二、三校長由原來的三、四校長順次遞升。好家伙，跟陶淵明的掛印偶合得天衣無縫。讀過幾卷書的定會想到陶令那句“不為五斗米折腰向××××”，沒讀過書的也會想到那句“豬八戒摔耙子--×××（×）”的歇后語。如此一來我豈不是倒了大楣？這些不是我庸人自擾憑空想出來的，在那一段時間里，就很有人善意地責備我，毫無惡意地給我后悔藥吃。“不合作”“不捧場”“拆臺”之類的言辭充斥了我的耳鼓，這其中就有一位是某校長的夫人。我就不得不開始了第二輪的辯解。可是似乎并無什么效果，人們不相信一個中國人辭官會是合作態度。也或許有人相信我的目的的非目的性，卻也同時相信我的結果的結果。反過來，盡管那位校長夫人解釋說是與我開玩笑，但我卻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這不是“半真半假”。
第三，在我掛印的時候，市委組織部、市教委正在準備為我們“聘任”一位副校長，有人以為我對此事有看法或者想一爭高下而不得才“辭官”。這當然是極少數的混蛋想法，我不會混蛋到那樣不知天高地厚。對此類言辭我無話可說，沒有去辯解。
第四，很多很多人認為我與組內的老師合不來、鬧矛盾而辭官。不少外組的老師對我極“同情”，“語文組不好領導啊！不像我們××組”，弄得我簡直就想哭。大家彼此都是掙飯吃，我為啥要跟人家過不去？他又有什么必要給我出難題？既然你好我也好又何來矛盾？這是我向人辯解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我覺得這種說法不但令我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給語文組所有可敬可愛的老師們帶來了人格的侮辱。我敢發誓，語文組跟××組一樣好領導，不但好領導，而且工作做得多。我們的工作口號是：胖的拖瘦，瘦的拖垮，垮的拖死，死的拖出去。牢騷發了一大通，可不還是在努力地“拖人”與“被拖”嗎？發發牢騷其實就是放個屁，濁氣排出四體舒暢豈不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嗎？
第五是有人據此開始對我重新評價，對我這樣一個“偏激”的，“不想做官”的人入黨表示懷疑。在這些人眼里入黨就是為做官，與信仰無關。我有時也想說上幾句，可是一是覺得毫無必要，二是怕他聽不懂，也就付之一笑。
第六也是有人從思想上來考查我的辭官，說我是在耶穌基督與佛祖釋伽牟尼之間作選擇時走入了信仰的二難境地難于自拔而思想發生了偏差作出了令人不解的走火入魔那類的怪事。嗚呼哉！我何止讀《圣經》《金剛經》《百喻經》？我還讀《黃帝四經》《道德經》《南華經》，甚至也試圖去讀《可蘭經》。莫非讀“經”就是要入“教”？我無可奈何，看來讀書也要轉到東籬之下了。
介之推攜老母遁入深山不作官，被活活燒死，人家那官辭得壯烈，辭得有節操；陶淵明歸去來兮，“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這官辭得灑脫；我呢？所辭根本連官都不是，卻受了這么多的洋罪，一言以蔽之--窩囊！
幾個月過去了，現在總算平靜了，幾乎沒有人說三道四了，我終于真的有時間教書育人讀書作文了，作這段故事為文，慨嘆一聲--辭官也難！
1999年4月11日于飲鴆齋
（本文發于1999年第9期《中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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