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中宏兒和水生的意義

發布時間：2016-2-18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王建功鄔瑞文

傳統的小說分析往往扣住環境、情節、人物來展開，這誠然是不錯的。但是，小說這種體裁并非一個模式，如果統統按固有套路去解析，有時就會有削足適履之嫌，很難發掘作品深厚意蘊。事實上，作者在設置人物時大費匠心，在安排人物關系上也用心良苦，顧及這兩點，對作者的創作意圖才可能了解得更透徹更全面些。

魯迅先生的小說《故鄉》藝術性、思想性都很高。茅盾曾這樣贊嘆說：“三個月來的創作，我最佩服的是魯迅的《故鄉》。”（《小說月報》“評四五六月的創作”）即使對魯迅小說批評最激烈的成仿吾也承認說：“《故鄉》實不可多得的作品。”（《〈吶喊〉的評論》）那么《故鄉》究竟好在哪里？一般論者多注意到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而忽視了次要人物宏兒和水生，忽視了作者安排這兩個小人物的藝術匠心。我們認為，宏兒和水生這兩個小人物，就作品思想容量和藝術結構而論，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創作意圖的流露以及對人生的深沉思考，正是借助設置小人物的閃光而增加亮度的。

《故鄉》這篇小說的主要藝術手法就是比照，而主干則是現在的“我”和閏土之關系與過去的“我”和閏土之關系的比照。現在時的“我”和閏土，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彼此有話“吐不出口外去”了，而過去時的“我”和閏土則是一對親密朋友，心心相印，無話不談。時間不同、色彩各異的兩種大相徑庭的關系拿來一比，就會生發出對人生的慨嘆與思考。這種比照是夠強烈的，帶來的思索也是深沉的，只是有了時差性，是一種過去與現在的比照，讀來總覺隔了一層；畢竟是單頻道的，難以包蘊對人生的多層面思考。如果作品僅止于這一重比照，那就平面化一般化了。然而作品并沒有滿足于此，而是又精心設置了宏兒和水生這一重關系。這里的宏兒和水生恰是過去時的“我”和閏土的縮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閏土關系的比照超越了時間，把過去時的“我”和閏土推到了現在時，使“我”和閏土關系的時差比照嬗變為同時性比照。所不同者，僅僅是少年時代的“我”成了宏兒，少年時代的閏土成了水生，一句話，名字不同而已，此外，并沒有任何實質性變化。這種拉到一個時間面上所形成的比照，其力度更大，思考更具有直接性，因而也更具有現實性。這種比照顯然比前一種時差比照引發出的人生思考深沉。

此外，宏兒和水生這一重關系還有其本身的意義，當然，這一意義是在上述的時差比照中才顯現出來的。從時差比照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預見性思考：現在的宏兒和水生之友誼將要成為“我”和閏土式的隔膜，這是新一代關系的回歸，這也是老一代關系的重現。因此，作者雖然希望說：“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但馬上又清醒地認識到：“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里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嗎？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原望茫遠罷了。”事實上，在整個舊秩序未鏟除之前，在封建的道德觀念、等級觀念以及一切封建思想意識未鏟除之前，要談希望，的確是茫遠的、空洞的，同求神拜佛確有相似之處。

但希望畢竟不是求神拜佛，希望畢竟是對現實的否定，只要為希望奮斗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現實，作者對于希望是堅定的。于是，靠宏兒和水生這對小人物推導出了第三重比照，即希望中的宏兒和水生將來的正常關系與現在的“我”和閏土的隔膜關系的比照。如果說前兩種比照是實比的話，那么，這第三重比照則是虛比。這一虛比，用希望中的正常的人與人的關系，反襯現實中的人與人的隔膜關系，從而使主題逐步豐滿，色彩逐步明朗。

在《故鄉》中，人物關系的比照占有重要的文本構成因素。文中展現的三重歷史性比照，其第一重時差性比照，實際是一種縱面比照，第二重同時性比照則是一種橫面比照。這里值得強調的是，宏兒和水生之關系的特殊意義。首先，它是過去時的“我”和閏土關系的縮影，也是過去的“我”和閏土關系現在時的重現，也就是說，現在的“我”和閏土之關系與現在的宏兒和水生之關系的比照，就是成年的“我”和閏土之關系與兒時的“我”和閏土之關系在一個時間面上的比照。其次，就宏兒和水生之關系本身而言，又有讓人慨嘆的回歸性。其第三重比照是一種縱深比照，也是一種虛擬比照。這三重比照結構以及宏兒水生之關系的作用，可用下圖表示：

這種比照結構表明，三重比照是逐漸虛化了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希望的份量是多么沉重，消除人間隔膜又是多么艱難，這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這實際是一個應由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必須是“走的人多了”才會實現的。這就是作品所要告訴我們的。

因此，我們認為，在《故鄉》的教學中，要全方位把握主題，要重視宏兒和水生這組小人物在作品諸關系中的意義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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