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第一中學 潘鴻海
《寒夜》不愧為巴金的代表作，每一位讀者恐怕都不會不被它震動。讀著它。我們的思想感情也隨化合物的命運而行進，心就像被蠶吃桑葉一樣地慢慢嚼噬著，禁不住為書中的人物流下同情的眼淚（尤其是汪文宣）。書中除成功地了汪文宣這一被壓抑和摧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外，曾樹生的形象頗值得人們注目。
曾樹生的形象是復雜的，要透徹地整體把握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歷來頗有爭議，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她是一個受舊社會腐蝕侵害而日趨墮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形象。
曾樹生曾是一個新女性。她在大學時與汪文宣建立了愛情，并按照新的方式與汪文宣結合。他們有共同的理想，立場辦學堂、興教育，獻身于國家的教育事業。這種對愛情的追求，這種志同道合的理想，使她和汪文宣建立了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
可是，抗戰爆發了，他們從上海遷至重慶。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的生活出現了更加嚴重的艱難和困苦，連汪文宣這些知識分子家庭也每況愈下，生活日益窘迫。我們說，在這種情況下，像他們這樣的家庭，其悲劇的發生是有其必然性的，這是社會的悲劇，我們不能歸之于哪一個人身上。但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又不能不說，曾樹生對過去理想的放棄和對其所謂痛快、享樂理想的追求為社會腐朽勢力的蛀蟲提供了溫床，從而加速了汪氏家庭的分裂。
有人曾提出這樣的疑問：曾樹生不離開汪文宣又怎樣呢？汪家不是照樣分裂嗎？曾樹生不離開汪文宣他們家中誰又能更幸福呢？
是的，汪氏家庭的悲劇是必然的（前面已有些論述），這是社會造成的，唐柏青和鐘老的悲劇就是有力的證明。但是，曾樹生離開汪文宣時已是這個家庭完全瀕臨崩潰的時候，這一結果已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似乎再難以找出曾樹生和汪文宣他們的更好出路了。但是，何以如此迅速地達到了這一無可挽回的地步呢？僅僅歸之于社會嗎？他們家庭內部矛盾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嗎？而在這一矛盾中曾樹生本身的弱點是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我們看抗戰后的曾樹生吧。拮據的生活使她難以得到物質的滿足，她對這種生活難以忍受，于是她厭倦了這個家庭中的粗茶淡飯，而經常在外與朋友飲酒共餐。當然，這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她作為一個學教育的大學生而給人到銀行作“花瓶”，實屬無奈。不過，她對于這種生活漸漸習以為常了，并且每逢回家教師滿面春風，似乎得到了一種滿足。由于社會的壓抑和摧殘，過度匠勞累，使汪文宣性格上產生了一定的軟弱性，肺病也在加重。有人把這作為曾樹生精神上不能滿足的主要原因，連曾樹生自己也這樣認為。這顯然有些偏頗。我們說汪文宣時有些懦弱，可是他與那些奴顏卑膝縱欲敬酒的人相比誰又更軟弱無骨呢？汪文宣即使堅強起來，那樣的社會又能給這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什么恩惠呢？就能有充足的物質生活嗎？何況汪文宣的軟弱往往又是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或者為別人著想而作出的讓步呢？汪文宣即使有健強的體魄就能仍贏得曾樹生的愛嗎？顯然不能。曾樹生這時追求的已不是為教育而獻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質的滿足，是能和她共進咖啡廳、共進舞廳的有錢有勢的人。有人也曾借口追求快樂和享受是人的正當要求而為曾樹生辯護。不錯，這有時是正當的要求，但在一家人僅能維持飽飯的情況下卻去追求額外的痛快和享樂，這能說是正當的嗎？所以我們說曾樹生這時已不是過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新女性了，她已開始向自我滑落，已開始向舊勢力投降。
她對家庭，對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缺少了親情，而一想極力擺脫。她給汪文宣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憐憫，而缺少真正的理解，而使仍愛著他的汪文宣為此遭到心理上巨大的打擊。他交男朋友，尋外遇，而毫不把汪文宣放在眼里，而竟沒有任何愧心，她在給汪文宣的長信中竟這樣認為自己的這一行動：“我并沒有背著你做過什么見不得人的丑事情。”難道那日江邊的談話和行動還不能說明一切嗎？作者在描寫那日江邊霧的氣味時，是這樣寫的：“那種窒息人的、爛 人肺腑似的氣味。”憎惡之意，俱在言中。她對汪文宣已沒有了尊重。不錯，她也似乎是被動的，她孔不曾爽快地接受陳主任的愛情，用她自己的話說也曾為了改善同汪文宣的關系“費了不少心血”的，但是在她因同情而決定留下與汪文宣共渡難關的同時，纏繞她心頭的是什么？是“不論是精神上，物質上，我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她的努力到底又在哪里呢？汪文宣的病，一部分就是因為心理的煩悶和痛苦，曾樹生與汪母的爭吵，曾樹生的外遇，這都是重要的原因，她又為此作了什么更多的努力昵？在汪文宣病重的時候，她飛離了她，在汪文宣病危的時候，她與他斷絕了關系，這是何等致命的打擊？在和汪母的關系方面，從書中我們似乎會有這種感覺，認為汪母太苛刻，對曾樹生從沒有過好氣，曾樹生似乎有一定讓步。我們得承認，曾樹生在表面是有過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們細追一下，汪母為什么如此對曾樹生冷漠和討厭？除了略有點保守之外（汪母也是一個讀書人），不就是對曾樹生整日不進家門，會朋友、跳舞等看不慣嗎？對她的生活態度不滿，這都是汪母對曾樹生討厭的真正原因。曾樹生對汪母又是什么態度呢？不單沒有應有的尊重，而且對汪母的勤于家務也有輕蔑的看法，說什么是個“二等老媽子”，“哪一樣她做得出色？”對于兒子小宣恐怕就更不用說了，難道母親去苛求一個剛懂事的孩子嗎？曾樹生對小宣的少關心、體貼和愛護，正是小宣對她也冷漠的根源所在。我們說，這時曾樹生的人生追求，已是為了私利而發國難財，她所謂的理想和自由只是一種“活得痛快”，玩得痛快，毫不負責任的自我享樂罷了，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已使她成為了一個自私自利和自甘墮落的女性。
不錯，我們說社會給曾樹生這樣的女性造成了一種非常的無奈，她要想活，只有自甘墮落，自甘被社會吞沒，這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但社會的腐蝕能在她身上產生作用，正是她自身的弱點造成的，我們又不能不批判。
她最終也還是存在同情心的，雖已斷絕關系，她仍堅持往家中匯款，這則她的一種心理補償，同時也表現了一定的同情心。當曾樹生回到重慶時遇到那可憐的老太婆時，還是“拿出了一張鈔票遞到那只黑手上”的。她曾為汪文宣的死而感到內疚，也產生了尋找小宣和汪母的想法，可是，當她聽到別人在訴說生活的困難，難覓出路時，“她又打了一個冷噤。她好像突然落進了冰窖里似的，渾身發冷”。她將怎樣抉擇最后的道路？她認為自己是有時間的，“腳步相當穩”，可是寒風使她戰栗，生活使她畏縮，她能有更光明的選擇嗎？對此巴金曾有論述：“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歷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苦一場。然后她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分，大宴賓客。”所以，恐怕只有進一步地走向深淵，去到達官貴人的懷抱中尋找溫暖。 作者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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