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擬定的“十五”發展計劃建議，將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作為“十五”計劃的一項重要任務，《建議》中指出：“采取多種形式，辦好高等教育園區，支持北大、清華等院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努力建設一批世界知名的院校和一流的學科。”

　　擴招、高校合并、后勤產業化，中國的高校也在苦苦摸索打造國際知名院校的發展道路。然而，國際知名院校的實質是什么，我們怎樣才能學到它們的精髓？近日記者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松柏和教師張躍，他們分別曾在奧地利留學八年和日本留學五年，結合留學時的觀察，他們對如今高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學名牌靠積累不靠炒作

　　張躍

　　曾在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讀過博士的劉松柏說，雖然這個國家很小，只有700萬人口，但卻擁有數所國際知名大學：維也納大學，已經有六百年的歷史，他所就讀的維也納經濟大學，是全球除哈佛商學院外經濟門類最全的大學，也有二百余年的歷史。“上學期間，我最深的體會是大學打造名牌是需要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一個學校成為國際上的名牌大學，我認為兩個因素最主要：教師和學生。”劉松柏說當時他所在的那個系，系主任是要面向全歐洲招聘的，為的是吸納最權威的專家學者，以保證學校這個領域在世界上的權威地位。而在日本，大學對吸納優秀教師也很舍得投入，留學日本五年的張躍說東京大學在明治維新時就曾經每月花幾百大洋從國外聘請教授，而當時國內一般教授的工資不過十幾塊大洋。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東京大學為日本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層領導者，如今日本司局級干部有80％以上都是東京大學畢業的。

　　國際一流大學能夠吸引優秀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畢業后到社會上做出成績，反過來學校也會“母因子貴”。如今，奧地利政府絕大部分部級領導，包括總理都是從維也納經濟大學畢業的，所以它在世界上很有名；維也納大學的醫學院在世界上很有名，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是從那里畢業的。劉松柏說和外國大學比起來，我們的大學不太注意對自己教師的培養，而更樂于借助外力，請名人做名譽教授，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國內很多大學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們獲得知名度不是靠扎扎實實地做研究，而是像經商似的，希望靠炒作制造一些新聞來聞名。最終可能使自己以前的努力毀于一旦。”

　　針對1998年以來的高校合并風潮，兩位老師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大學之大在于大學的精神之大---科學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以及人類精神，國外一流大學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和特點，國內大學的這種合并是很冒險的。這其實在清華大學與中央工藝美院的合并上就已經表現出來。進入清華大學學習的工藝美院的學生就明顯不適應清華大學嚴謹、務實的校風，因為美院的學生多數藝術氣質很強，專業要求學生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清華的校園生活對其來說實在太單調太刻板了。而且所謂“高校航母”的出現，對于高校的管理也提出了新挑戰，因為管理幾千人的大學和管理幾萬人的大學完全不同，后者需要全面更新高校的管理理念、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幾年前就已完成合并的北京市兩所經濟類院校，雖然是一套領導班子，但現在仍然是各開各的會，并沒有形成很好的融合。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張躍對國內高校合并的看法是“學校的規模與學校的名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舉了個例子：日本大學在日本規模最大，在全國各個地方都有分校，但教學質量根本無法和早稻田、東京大學相比。相反，日本有一個一橋大學，它的經濟系在日本是最有權威性的，可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學院的規模。

　　給民辦大學越大自由英雄會越早出現

　　國際上很多著名大學是私立大學，例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學，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大學。而在中國，民辦大學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公辦大學，每年高考招生都會出現公辦大學吃不了，民辦大學吃不飽的現象。

　　在日本，私立大學的數量要超過國立大學，它為那些希望接受高等教育但又沒有考上國立大學的學生提供了一條求學之路。中國的大學有自己的特點，分類比較復雜：公辦大學及省（市）立大學和部屬院校，還有民辦大學，一些專業重復設置，這在較大程度上存在著教育資源的浪費。張躍認為“國家不妨依據自己的財力全力支持一部分重點院校，對其余的院校采取私立方式，讓它們走產業化道路。這樣讓那些學習成績確實很好的學生可以沒有顧慮地繼續高等教育，而不再出現因為交不起學費回家放牛的現象。”劉松柏也認為“教育產業化”對于公辦大學并不適用。“目前，國家財政撥款遠遠不能滿足高校教學的正常運轉，各大學不僅要考慮如何教學，還擔負著籌措教育經費的負擔，于是出現了大學爭辦企業的現象，這必然削弱大學的教育力量。在國外，大學并不經商，只是轉讓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至于將它轉換成生產力，那是企業的事。”

　　每年我國約有25000人自費出國留學，造成內需外流的現象。除了提高民辦高校自身教學質量外，國家能否給民辦高校更寬松的環境例如文憑發放權也值得思考。據《文匯報》載：上海的中僑學院、華夏學院等民辦高校，今年招生遇到了新鮮事：一些高考分數達到高專、高職院校錄取分數線的學生，主動放棄了被錄取的機會，自愿到民辦高校學習自己喜歡的專業，這表明民辦高校在中國有其生存基礎。張躍說：“搞民辦大學，國家完全可以放權，因為它的教育質量自有市場去檢驗。而且國家也不必為民辦大學撥款，如何創收是民辦大學去考慮的事。給民辦大學越大自由，英雄會越早出現。”

　　投資教育壓力不能只讓學生承擔

　　劉松柏

　　今年，北京市大學學費普遍暴漲，一般專業每學年學費在4200元至5000元之間，理工科專業介于4600元至5500元之間，外語、醫科類專業在5000元至6000元之間，一些藝術類院校學費更是上萬。與去年比較來說，平均收費漲了1500元左右，增幅達到30％，而市民的人均收入增幅不超過5％，難怪近八成人覺得這種負擔有些“沉重”。

　　和歐洲的許多福利國家一樣，奧地利所有大學對國內學生都是免學費，而且學生上學還有補貼、醫療保險。在日本，國立大學的收費大約只是私立大學的1／3，而且也有很多減免學費的政策。依據中國的國情，我們自然不能像奧地利一樣實現大學義務教育，但有一點我們應該向其他國家看齊，那就是增大教育投入。國際上，美國的教育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印度也達到了5％，而我們只有2％左右。張躍認為，教育固然是一種投資，但受益者絕不僅是學生本人，從更大意義上說，是社會。“像袁隆平這樣的科學家，他們為社會做出的貢獻肯定遠遠高于社會對于他的回報。如此看來，既然這種投資主要受益者是社會，那么對于人才培養的責任主要應該由社會承擔，而不是完全由學生承擔。”

　　雖然歐洲和日本的國立大學學費很低，但學校的經濟實力卻非常雄厚。除了政府的財政撥款外，更多來自于校友及社會捐助。國內大學為畢業生發完證書后，往往就再無來往，而在國外大學眼里畢業生更有“價值”。例如日本的一橋大學，它的畢業生幾乎全是各大企業、財團的總裁，它對每年的“如水會”（相當于中國的畢業生聯誼會）非常重視，畢業生對母校的捐助也相當豐厚。劉松柏說自己從維也納經濟大學畢業并回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后，還接到了校長的信，信中呼吁畢業生為學校圖書館捐款。從這一點看來，國外大學比我們更有“商業頭腦”。

　　（馬佳）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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