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２００２年９月致信張友仁教授，說：“您在文章中提到，郁達夫曾在北大經濟系教統計學，我過去聞所未聞。我所讀過的介紹郁的文字，亦不見提及此事，不知何故。郁的較為詳盡的傳記，不知是否有此記載。”
張友仁教授復信說：
“郁達夫先生在北大經濟系任教一事，文獻上沒有見到，是樊弘教授親口說的。郁達夫先生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歸來后，受聘為北大經濟系講師，開設統計學課程。樊弘教授是當時聽該課的學生。”
“樊弘教授說：‘郁達夫上第一堂統計學課時就說，我們這門課是統計學，你們選了這門課，歡迎前來聽課，但是也可以不來聽課。至于期終成績呢，大家都會得到優良成績的。’這些話給樊弘教授留下很深的印象，大約五十年后，他還生動地向我說及此事。”
樊弘教授是我的老師，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他也給我講過一些北大舊事，但并未說及郁達夫在北大任教一事。
不久前，浙江海洋學院中文系韓偉表副教授來信，指出郁達夫確曾在北大經濟系任教，并復印《千秋飲恨--郁達夫年譜長編》一書部分內容見贈。于是，我利用假日，閱讀了作為大型“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之一種的《郁達夫研究資料》和日本人寫的《郁達夫傳記兩種》，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明白了郁達夫在北大經濟系任教始末。
郁達夫１９２３年９月（一說１０月）到北大任教是陳豹隱（啟修）推薦的。陳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１９１９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學法商學院任教授，講授財政學和統計學。“五四”運動后在北大開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并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資本論》研究組擔任導師。
１９２３年，陳豹隱受北京大學派遣到歐洲視察和講學。推薦郁達夫的原因，或許同郁的學歷有關。郁達夫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學習，１９２２年３月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和陳是前后同學。進入經濟學部時，郁曾賦《新秋偶感》七律一首：“客里蒼茫又值秋，高歌彈鋏我無憂。百年事業歸經濟，一夜西風夢石頭。諸葛居常懷管樂，謝安才豈亞伊周。不鳴大鳥知何待，待溯天河萬里舟。”畢業論文的題目曾計劃寫《中國經濟史》或《中國外交史》，還打算寫《中國貨幣史》。可見對于經濟也有過一番抱負。應該說，郁達夫這樣的經濟學科班出身的留學生，勝任北大經濟系課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郁達夫別有志向。他有很好的舊學功底，十幾歲即寫得一手好詩，是舊體詩寫得最好的中國現代文學家之一。留學期間閱讀一千部左右的外國小說，畢業前以創作小說《沉淪》而一舉成名。回國前即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文藝團體創造社，接到北大聘請時正在上海辦《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正是大展宏圖之時。轉而到北大教書，是因為經濟困窘，在當時的中國不能以作家立身。
郁達夫在北大經濟系的職稱是講師，每周兩小時統計學課，月薪三十多塊錢。同時在北平平民大學和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兼課。他所結交的，是魯迅、周作人兄弟這樣的文學界名流，以及一些文學青年。當時北大學生、后來成為著名學者和詩人的馮至寫的《相沫與相忘--憶郁達夫在北京》中說：“上課鐘響了，郁達夫走上講臺，……說：‘陳啟修先生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們講的是從同一個老師那里得來的，所以講的內容不會有什么不同。’說得那樣坦率，我感到驚奇。……從來沒有從一位教員或教授口里聽到過這類的話。這對于那些一本正經、求知若渴的經濟系同學無異潑了一盆冷水。而且剛過了半個鐘頭，他就提前下課了，許多聽者的臉上顯露出失望的神情。”這可同樊弘先生的回憶相佐證。
當年和郁達夫往來的陳翔鶴在１９４７年寫的《郁達夫回憶瑣記》中說，郁曾在他面前發牢騷：“誰高興上課，馬馬胡胡的。你以為我教的是文學嗎？不是的，是‘統計學’。統什么計，真是無聊之極！”這也可以作樊弘先生回憶的佐證。
郁達夫１９２７年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說：“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里雖然感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他在寫給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說：“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里忽而會咽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嗝來的樣子。”“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墜。”
郁達夫１９２５年２月離開北大。他走得對。如果郁達夫囿于所學專業而固守于北大，北大或許會多一名并不怎么出色的經濟學教授，而中國將會失去一名優秀的作家。那就是國家的不幸了。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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